1958年，毛泽东和陈毅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矛盾的逐渐暴露，各国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更加注重维护本国的安全。与此同时，中国还面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压迫和威胁，国家安全环境十分严峻。为了准确判断形势，毛泽东提出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身经百战的老帅研究国际问题，密议国家安全。
毛泽东提议：四位老帅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召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出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当务之急做好两件事：一是分别到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具体负责。3月2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国内战争临近的紧张氛围进一步加剧，分析战争的可能性和采取可行的对策已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十分紧迫的任务。
4月1日至2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报告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强调：“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不久，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的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要及时将涉外文电分送四位老帅阅读，并亲自选定四家具有代表性的工厂作为蹲点单位。其中陈毅在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叶剑英在新华印刷厂，徐向前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荣臻在化工厂。周恩来还就四位老帅蹲点期间的劳动、休息、饮食、安全及职工应持的态度等，向所在蹲点厂的负责人作了细致交代。同时周恩来还要求四位老帅每个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3天，其余时间由自己支配，主要是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每月由陈毅召集两至三次座谈会，研讨国际形势。
刚开始，四位老帅认为，经毛泽东审定的九大报告才对国际形势作了详细阐述，现在又让他们研究国际问题，对此有些不理解。于是，周恩来就向四位老帅解释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并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正。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周恩来还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都在集中力量进行“批、斗、改”，而且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又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就是想让你们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你们除了蹲点以外，每星期还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而且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周恩来还强调说，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老总归纳几条送给我看，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毅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又去找前驻英代办处常驻代办熊向晖谈话。两人见面后，陈毅就对熊向晖说：你是总理“点将”点到的。前段时间，我们四位老帅各自带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把这一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允许其他人参加。我一听就明白他的心意。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怕惹祸并连累秘书。当时我就对总理说，你的批评和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但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也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都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事力不从心，能否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说，哪就让熊向晖协助你们。我说，好，赞成！并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说让我直接同你谈，你看可以不可以？熊向晖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学习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由于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这样就能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形势更有益处。陈毅说，这个意见好，我马上报告周总理。
几天后，陈毅告诉熊向晖说，总理让姬鹏飞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并强调此人要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于是，姬鹏飞就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立即就同意了。
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6月1日上报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上作了批注，进一步向四位老帅明确了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6月7日下午3点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熊向晖列席。陈毅在开场白中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头。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但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作注脚，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也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仔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 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打电话分别通知大家。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作第一回。现在我们是四个老家伙，外加两位“壮丁”。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但他可以向我们通报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 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既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
陈毅接着说，发言可以打断，也可以质问，还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但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向中国？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批示对我们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有些复杂问题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意见比较一致后再写书面材料上报总理。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再转呈主席阅读。讨论的过程和内容都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要遵守。
陈毅的“开场白”讲完后，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虽然他们没有稿子和提纲，但个个发言都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在连续讨论了3个半小时后，他们的精神仍然很好。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而且讨论的次数也超过了预先计划的次数，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
四位老帅判断：苏联暂时不会发动侵华战争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和国内的其它报刊杂志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继续揭露苏军入侵我国领土的真相；二、更加强调美苏以反华为重点的勾结；三、一再渲染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在此背景下，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进行了6次共19个小时的研讨，并写出了《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7月11日，陈毅将《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呈周恩来审阅。
《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主要阐述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同时强调，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美国首次登月返回舱降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时，承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同一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同时西哈努克也派人见我驻柬埔寨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总理或其助手。他在信中呼吁，中美“20年长期交恶”，这种现状不应继续下去了。
随即，四位老帅根据当时美苏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比较研究。叶剑英说，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而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另外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实施“两个放宽”政策，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而压苏联。聂荣臻说，葛罗米柯在半个月前反华的调子还那么凶，现在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向前接着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毅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概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说明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也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暗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
8月13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当天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把中苏边境的本国居民赶走，并在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8月27日有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别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诬蔑中国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
针对时局变化，四位老帅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问题。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反华政策，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在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既定两手方针。一方面美国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另一方面美国搞些假和缓姿态，意欲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中国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姚广还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今后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陈毅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四位老帅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认真研讨，一致认为：一、《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苏修不会马上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二、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三、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陈毅建议：借重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4日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越南河内吊唁，并于当晚回国。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参加胡志明同志追悼会。9日，李先念在胡志明的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中国代表团回国。柯西金即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能取道北京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后因越方延误，没能及时将柯西金的这一要求传递给中方。随即苏驻华代办又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柯西金希望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的请求。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此时，柯西金已经离开越南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当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与他会谈后，立即于9月11日上午9时从杜尚别抵达北京，并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会谈。
会谈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一、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解决的办法。二、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中方认为，中国领土广大，有足够我们开发的空间，而且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更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却调动很多军队到远东，并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中国就要坚决抵抗到底。三、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首先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问题，达成协议。
当时，对于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持这种观点的根据：一是柯西金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二是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时，苏联的主要领导人均未到机场迎接，这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可能并不代表苏联政治局的意见。三是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曾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四是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一文中揭露，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 ”，“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五是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人、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章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为此，四位老帅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对相继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研讨。9月13日，四位老帅还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17日，四位老帅将写好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呈周恩来审阅。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指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并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这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趁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意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时维持边界现状或解决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强调，“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也“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从“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即可看出此用意。与此同时，苏修生怕我们联合美帝对付它，于是在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中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明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苏联 “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章在列举种种有关战争因素的基础上，最终认为“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还针对“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时，建议：我们在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也可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恢复大使会谈，我也可以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同时，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毅还就如何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设想，并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
陈毅认为，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接近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估计美方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认为美国也会向中国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在高级别会谈中谋求解决问题。举行的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也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于保密。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说这两项决定的作出，与《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不无关系。
后来事态发展证明，四位老帅经反复研究写出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判断正确，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后来，的确苏中战争没有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