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红色电波永不消失
到达上海后，涂作潮仍以蒋贵庭为名，住进了新闸路旅馆。一周后，他找到潘汉年，把装有密信的自来水笔交给了潘，并向其报到。这是涂作潮第四次到上海，从此便在潘汉年领导下筹建和恢复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不久，他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在新闸路成都路某弄的一家裁缝店里，租了一间亭子间，过起了单身汉的生活。在此期间，王少春曾带来一个江西籍的报务员田保洪，并告诉涂上海地下党有一部电台，但因出了毛病，无法同延安联系上。涂作潮按照通知到了拉都路、拉费德路田保洪、丘尔斯(德国人)的住处见到了那部无线电台。田保洪交给他的那台不能发报的机器，经过涂作潮两天时间的改装，再次开始正常工作，上海地下党同延安党中央又恢复了联系。
过了一段时间后，潘汉年派人来让他租个门面，开个修理无线电的店铺，一来便于储存些无线电零件和器材，二是有个职业掩护。于是，他就在赫脱路572号租到了一个门面，准备开公司营业。但考虑到自己以前从未搞过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修理，所以迟迟不敢挂出店铺的招牌。后来，他就从上级发给的生活费中省下一笔钱，买了一台旧收音机，学习超外差式收音机的拆装和修理，这部机子后来卖给了德国医生黑斯。这样一来，他的名声传了出去，有送收音机来修的，也有同行来交流的，涂作潮便利用这些机会，拜他们为师，学习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修理，不久便对外挂出了“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的招牌。
公司开业后，涂作潮便生活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了。他除经常同党组织派来的人联系接头外，还要善于应付上海三教九流的人物，如巡捕、地痞流氓、业务往来人员等。为了不暴露身份，同时便于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以前在上海学到的社会经验，巧妙地周旋于各色各样的人员之间，暗中则为党工作。在他刚刚搬进店铺的第二天，便来了一个戈登路巡捕房的巡捕宋金朝，要向他借前楼居住，并声明只要低价，可以交个朋友，保证不找他的麻烦。涂作潮考虑到来者不善，不便得罪，不借不行，于是装着慷慨的样子答应了。此后，他便有意识地同宋金朝交上了朋友，并通过此人又同一些巡捕有了交往，这样一来，地痞流氓怕巡捕，就不敢找他的麻烦。而涂作潮则利用巡捕值班上岗的机会，毫不费力地把需要修的电台接进来，然后把修好的电台安全地送出去。有一次，一个经常同他一起玩牌的米店老板对他说：“你像共产党。”涂作潮听了之后暗暗吃惊，但仍不露声色，若无其事地问他：“像在哪里呢?”他说：“你一个人住一栋房子；你多问少说；你没有老婆、孩子。我还要查你的收支情况呢。”听罢，涂从容回答：“房子我租出了一半，我做了二房东，租金两两相抵还有点剩余。至于老婆问题嘛，请你帮助介绍一个。”并回敬道：“我看你才有点像共产党哩!”吓得米店老板连连摆手告饶。有了这次经历后，涂作潮便更加注意，言谈格外留心，进出时留意有无异常，生活上则寻找到了自己的伴侣。
1937年4月潘汉年走后，涂作潮改由刘少文、王少春领导。6月，王少春叫他到卡得路卡得旅馆去见刚从延安派来的报务员李白(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要人物李侠的原型)。李白后来被安排在法租界的黄陂南路单惠民医生诊所里负责党的秘密电讯工作，那里开设的100瓦电台也是由涂作潮装配的。1939年冬，王少春走后，涂作潮的上级改为龚饮冰。龚饮冰要求他停办“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同李白合作，并教李装修电台，使之成为一个能发能修的全能无线电报务员。涂作潮将“恒利”卖掉后，便同李白一起在威海卫路333号租了两间店面，办起了“福声无线电公司”。和李白住在一起后，他使用的电台就设在公司门店楼上，电台也是涂作潮装配的，开始功率仅7.5瓦，虽能同延安联系上，但声音小，后来涂作潮又将它改装为10瓦的功率，声音就大多了，较好地保障了我党秘密电讯联络的通畅。
李白对机务知识的学习十分用功，在涂作潮的指导下，进步很快，过了两三个月，便能装配和修理电台以及制作一些零件，成为一名全能地下报务员。1941年春末，“福声无线电公司”的学徒顾根生逃跑，给涂作潮、李白等秘密工作人员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有鉴于此，这年秋天，涂作潮向龚饮冰提议，既然李白的技术已学好了，有必要“分家”，以免出事时被敌人一网打尽。因此，“福声无线电公司”便被卖了出去，涂作潮则另找地方再开一家无线电公司。
1941年冬，涂作潮离开“福声”，在新闸路1520号租了一间房子，开起了“闻远无线电公司”。不久，日军进驻租界，秘密工作变得更加危险。日军统治上海，手段十分阴险狡猾，经常在马路上拦住过往车辆，进行“突击搜查”。涂作潮摸出了一条规律，日军一般不搜查带工具外出的人。因此外出时，他总背着工具袋，身上放一二十元钱，万一遇到搜查的话，就塞给他们一些钱，便可化险为夷。1942年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中午，涂作潮正在修理收音机时，突然接到地下党派人送来的紧急通知：李白被日本人逮捕了。
尽管日军用无线电测向器、分区停电等手段查获了李白的电台，但却未能掌握李白使用电台用途的证据。因为涂作潮装配的收报机十分巧妙，收报机采用并联再生的方法，用两根铅笔那样粗细的线圈，一头勾在真空管的屏极上，另一头套在振荡管的铝帽上，再加上把电位器改成人工控制音量后，便能收到外来的信号；一旦取走这个线圈的话，信号就会立即消失，收报机就变得同普通收音机无异。李白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的几秒钟内，扯掉了两根临时焊接的小线圈，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这样他的收报机又成了收音机。因而在被捕后，日本电讯专家查不出李白用的电台为什么没有收报装置，而仅一个发报装置却不能定李白有“罪”，涂作潮的收报机就这样骗过了日本专家的眼睛。李白被捕后，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他始终忠贞不渝，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是个生意人，在夜里收听行情，日军无可奈何，最终只好将他放出监狱。
到解放区去
得知李白被捕的消息后，涂作潮当即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妻子和交通员刘老头(即何孟雄的堂兄何健础)，并嘱咐他们要格外小心。自己则白天躲在店里蹲着，晚上躲出去住，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露宿在赫脱花园里。过了一个星期后，他得到上级的通知，其组织关系已转给江苏省委。省委指示，要他马上撤出上海，到新四军中去。
1942年秋的一天，涂作潮接到江苏省委的通知，将有交通员来接他到新四军去，接头暗号是“你先来了，我们一块走走”。临行前，他才告诉已结婚几年的妻子张小梅：“我的真名字是涂作潮，不是蒋贵庭。如果我以后回不来了，如果那时候又是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去找党询问我的下落。”
考虑到李白刚被捕，敌人可能加强对交通要道的检查，为谨慎起见，涂作潮决定步行走出上海后再乘火车。在真如火车站，一个凶狠的日本人拦住了他，并进行了搜查。他沉着地回答了敌人的提问，并出示了回乡证，顺利通过盘查，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第二天清晨，到南京火车站后，他见到了交通员和前来迎接他的王耀三，但是他们都装成互不相识的样子，不打招呼，保持一段距离，默默地走到下关码头，坐上了去六合的船。他们到达六合后，再经居镇，步行到达泥皮湾，江苏省委机关当时就设在那里。
1943年元旦，党组织任命涂作潮为新四军军部电台的机务主任。到任后，他把和延安通讯的电台进行了改装，使电台通讯效果大为改善；后来，又完全用手工修好了一台手摇发电机的整流器，使这部机器得以重新使用。不久，江苏省委派人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也营救出上海送到他身边，使他全家在解放区重获团圆。这年秋，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告知他，组织上决定调他赴延安工作。于是，涂作潮夫妇加上3个孩子，步行到泗阳，再跨越陇海铁路，进入山东解放区；然后在党组织帮助下，由烟台乘船至天津，再经北平、太原、忻县等地，终于1944年7月抵达陕北；旋即在延安被分配在中央军委三局工作，受任为三局材料厂厂长。其间，他除具体负责军委通讯器材的装配、维修等技术保障工作，还受命主持了三局高级机务人员培训班的开办，以加速培养通讯业务技术人才，为党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提供必要的通讯条件保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很快又将中国推入内战的渊薮。1946年9、10月间，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晋察冀解放区重镇张家口的进攻，人民军队撤出张垣前夕，涂作潮被急召至张家口，受领了落实紧急拆运4000瓦大电台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涂作潮与三局另一干部王名震披星戴月赶赴张垣，组织人员，终于圆满完成了拆运任务。此项设备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在传播、宣传中共中央声音、挫败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完成任务后，涂作潮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不分昼夜赶路回延安，不想途中又患了痢疾。幸亏靠老乡的土方他才免于一死，但回到延安后，很快又随军委机关撤出延安，转战陕北。
1948年春，涂作潮随军委机关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这时已是人民解放战争节节奏凯的胜利前夜了。1948年年底，涂作潮调出军委三局等待分配新的工作。1949年初，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参加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被批准后随即南下奔赴新的岗位。
再进大上海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乘攻克南京的赫赫军威，又胜利地结束了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上海这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终于回到人民手中，获得了新生。披一身征尘和硝烟的涂作潮，作为陈毅麾下的几千名接管干部中的一员，再次踏上这片他战斗过多年的熟悉的土地。6月19日，以陈毅为首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天之内连发两份序号均为1号的委任状，委任涂作潮为接管旧政权的两个大型官办企业“中央无线电公司”和“中央有线电公司”的军代表。而在此之前的5月29日，涂作潮已率领接管人员进驻两公司，团结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为恢复生产和科研，扎扎实实地展开了工作。
进城伊始，作为两大公司的首席军代表，涂作潮除了对工人群众访贫问苦多方救济，以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外，对一些技术人员也一视同仁，并不另眼相看。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上述两大公司的恢复工作得以顺利及时的完成，无论对大上海的重建，还是对新中国无线电工业的起步都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发生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两公司在军品生产中作用尤大，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浸透着涂作潮的心血和汗水。
这期间，还有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小插曲。涂作潮在担任无线电、有线电公司军代表时，上级根据需要给他配备了汽车，但他不要，坚持买月票上下班。其时，他的3个孩子都在华东军政干部子弟小学上学，每天由他夫人接送。1952年的一天，涂作潮从市里开会回来路过小学校门口，忽然想去替妻子接一趟孩子。等到放学时间一到，涂作潮赫然望到有三四十辆小汽车进进出出，他奇怪地问走出校门口的大女儿，这些汽车是哪儿的?女儿略带委屈地告诉他，都是同学的爸爸妈妈派来接送子女的。涂作潮一听，马上掏出随身带的小本一一记下车号。回家后，他郑重地给上海市委写了份报告，并附上车号，报告说“我们国家刚刚解放，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用公家的汽车接送孩子，既浪费国家的汽油，也脱离工农群众”。上海市委很快回信肯定了他的报告，但他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却注定了他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难以顺利“过关”。
1952年秋，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后不久，涂作潮被调为一机部上海机电研究所的处长。但他遇事直抒胸臆、口无遮拦的脾气仍无改变。1954年，中央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着手建立原子能工业，并为此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急需的仪器，其中一种仪器为铀矿探测仪。涂作潮对此竟评议道：“从苏联进口的探矿仪价格高过美国货，性能却比不上美国货，苏联不该卖我们这么高的价格。”并对所领导称，让他选一个合适的助手，可以自己研制出铀矿探测仪。他选的助手是黄渭渔，经研究所批准，涂、黄二人夜以继日，首先研制铀矿探测仪的心脏——盖革计数管。没有现成的机械，他们就手工操作，甚至自己动手烧拉计数管的玻壳。一年后，两人终于将一台试制成功的样品以及全套工艺流程图纸交到所领导手里，并由研究所移交至黄河理工仪器厂投入正式生产。由于这一成果，涂作潮于1956年被授予三级工程师的职称，工资也升为相当于行政9级的250元月薪。工资一下翻了一番，这对于负担一家8口人生活的涂作潮来说，不啻是巨大的改善。1957年，在他的主动申请下，他被调到上海电机厂任厂长助理。上班没几天，他就发现自己的工资比全厂最高的技术人员还要高出许多，遂立即打报告给上级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上级很快批准了他的要求，其月工资也随之被降到了200元。主动降工资一事，乍看上去并不大，但由此确也反映出涂作潮这个由贫苦木匠成长起来的“技术专家”和领导干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忘人民群众、注意各方面影响的朴素想法。但没料到，他心直口快的性格很快就将自己卷入了恶劣的境遇。
直言招祸
1959年夏秋之交的中国政坛显得尤为风云难测，当庐山那个本以纠左为主题的“神仙会”演变为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浪潮终于由党外冲击到党内，并随着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全面传达而席卷全党。如果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是直言招祸的话，那么远在庐山千里之外的上海，作为一名大型企业领导的涂作潮也是如此。当他以厂党委委员的身份出席传达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党委会时，却“不识时务”地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从三个方面对庐山会议的批彭决议表示了不同意见，最终也是与彭德怀一样招致不公正的待遇。
他发言的三个方面是：第一，对打倒彭德怀表示不同意见，认为彭德怀是对中国革命立过大功的，不能打倒。井冈山时期红军主力的主要来源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部队外，还有彭德怀带上山的平江起义部队，后来就是这些红军部队在毛泽东、朱德的统率下发展壮大成威震敌胆的中央红军的。他还说，1932年他在红三军团电台当机务员时，曾多次见过彭总，彭总执行党的决议坚决、指挥果断，对党忠贞不二，带领部队打过许多大胜仗。第二，他与彭德怀“遥相呼应”，也说“什么亩产10万斤谁亲眼见过?我家世代种田，知道这10万斤粮食铺在一亩地上得好几寸深，什么样的庄稼杆能支撑得住?”第三，他“出语惊人”，竟说什么“1936年斯大林曾在苏联搞肃反扩大化，结果冤杀了不少自己的同志，我们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再犯此类错误。”
涂作潮发言过后，党委会议的会场仿佛凝固了似的，半晌没有人说话。而涂作潮的意见带来的后果也可以想象。会议临时中断，涂作潮当即被厂保卫人员押走，随即被宣布开除出党。经过50多天的关押和反复检查，涂作潮以带罪之身被允许回到家中，他的名字则被列入了1959年上海处理反党分子的名单之中。名单上这样写着：“姓名：涂作潮，籍贯：湖南长沙；入党时间：1924年；处理结果：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行政降两级。”
以后随着“大跃进”带来的经济形势的日益恶化，政治气候也更加升级，涂作潮和他的一家都开始进入一个极为困难的时期。
进入1960年，上海这个人口居全国首位的特大型工业城市，一度存粮只能供全市人民吃两天。上级一方面紧急从四川、江西调运粮食，一方面要求群众想尽一切办法用“代食品”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涂作潮因为犯了“罪”，没有副食补贴，而全家5口人中，有3个是正在发育期的孩子，食量奇大。无奈之际，涂作潮只好掮着一个竹筐，拿着一根长竹竿，到黄浦江边从江水中捞过往运菜船上扔到江里的菜梗、菜叶，带回家中同玉米面、红薯拌在一起，做成菜团子充饥。江边过往行人众多，他艰难地勾着背，忍受着行人不屑一顾的目光，半天也捞不满一竹筐；怀里揣着妻子给他烙的小饼也舍不得吃，还要再带回家去，给孩子吃。好在，涂作潮的动手能力极强，他又想办法自己编网打鱼，到上海郊区的河汊里打些小鱼小虾给家人增加点营养。有一次，他因为吃变质的鱼虾造成食物中毒，差点丧命，但却因祸得福，为此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吃到了几顿饱饭。出院时，他解嘲地对来接的家人说：“我不想出院，是他们赶我出来的，医院里能吃饱。”
1962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涂作潮的境遇也意外地获得了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恩来经别人介绍得知了涂作潮的境况。听罢介绍，周恩来长叹一声道：“这个涂木匠，顶多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暴躁，他怎么可能反党呢?”徐作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也不禁喟然长叹：“还是周总理了解我！”正是周恩来的这一态度，促使涂作潮写了一封申诉信，并于1963年辗转交到了邓颖超手中。1964年夏，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涂作潮终于摘掉戴了5年之久的反党分子帽子，恢复了原行政11级的级别和待遇，并被调到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休养，这一年他正好61岁。
即使在个人和整个国家都面临极大逆境的“困难时期”，徐作潮也没有放下过他所钟爱的技术钻研工作。在全家人只靠他一人工资“搞饭吃”的情况下，他竟然还自费“投资”几百元购买零件仪器，在家中研制可供拉美或非洲国家共产党游击队使用的小型手摇发电机。而当他的政治、经济境遇获得极大改善的时候，他怎么不期待能在北京再从事些实际工作呢?然而，他的境遇中的这次“改善”并未持续多久，一场更大的风暴又来到了。
“文革”中再受冲击
1965年，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和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公布为标志，“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临神州大地。“万炮齐轰”和“打倒一切”的烈火很快从教育界波及社会各界，再从北京烧向全国。
1967年暮春时节，由教育系统首先烧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终于烧到了涂作潮所在的四机部，涂作潮红军时代的战友、当时的四机部部长王诤、副部长刘寅随即被打倒。四机部机关和机关宿舍到处贴满了“炮轰王诤”和“火烧刘寅”的大字报、大标语。涂作潮是在“休养”，属享受司局级待遇的赋闲之身，虽然不是什么“当权派”，暂时未受到冲击，但对这样打倒大批干部的“文化大革命”，他还是不理解。那时，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练就的“打渔”技术愈加熟练。他常常在清晨来到玉渊潭河边用自制的渔网撒上一两网，每当打到鲜鱼时，就叫小儿子胜华把几斤鲜鱼送到他的昔日战友、正在挨批、受审的刘鼎、曾三、伍云甫、刘寅等人的家中，以这种方式表示对战友的关心同情和对“造反派”的不满。然而，他还是没有想到，革命“闯将”们并未将他遗忘，随着他对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什么的专案人员不配合，厄运也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1967年夏，四机部负责几个被打倒的部领导“专案”的造反派又一次找到了他，让他证明，四机部部长王诤、副部长刘寅当年从国民党张辉瓒部“解放”过来参加红军时，是红军为了利用他们的无线电报务技术，出了大价钱才买下他们参加红军的。涂作潮耐住性子听来人说完来意，压抑已久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放屁!他们是红军买来的?你们有本事问毛主席去。”专案人员悻悻而去。涂作潮余怒未息，愤怒地指着门外，大声对妻子说：“这些人在我们革命时，他们在哪儿呢?现在倒好像他比谁都革命的样子，谁都想打倒。现在连打倒朱总司令的大标语都有了，这还有好人吗?”性情耿直、喜怒形于色的涂作潮不会掩饰他对时局的不理解和不满意，已经戒酒的他，这时又喝上了7分钱一两的廉价烧酒，还时常大口大口抽着闷烟，脾气也出奇地大。
1967年7月底，就在涂作潮“撅”走专案人员后没几天，涂作潮也受到了“炮轰”和“抄家”的待遇。写有“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涂作潮”、“打倒反党分子涂作潮”、“涂作潮反对毛主席，砸烂他的狗头”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贴满了北京西郊他所居住的家属区内外。
当造反派对涂作潮抄家以攫取“黑材料”时，涂作潮宁折不弯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竟然企图反抗。他手持一根木棍纵身跳上自家的后阳台，扬言谁抓他，他就和谁拼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造反派有几十人，且全部持械有备而来，涂作潮很快就被打倒在地。他使出全身力气狂呼：“毛主席、周总理救命!”而招来的只是一阵棒打。抄家抄了8次，棒打也进行了8次，造反派记录了8次抄家清单，涂作潮也被迫签了8次名。最后一次签名时，造反派竟然还要他写上“没有打我”，时间是1967年8月28日中午12时。
1968年4月30日到1969年4月30日，涂作潮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被关押起来。这期间，他受过多次非法刑讯，身上经常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但涂作潮认定决不胡说乱说。一次，受审后，他竟横下心亲笔写下了一份《拒绝书》，内称“我1959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我一生绝没有干过叛党、特务和反革命的事。对这些罪名我统统拒绝……”这换来的只是更为严酷的逼问和摧残。更令他想不到的是飞来横祸，就出在他被关押两个月之后，他的二子中华因受他牵连被关押受虐致死，直到他1969年春被放出后才获知中华死讯。老年丧子乃人生的一大不幸，而他的儿子又是在这样不正常的情况下撒手西去，涂作潮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当他被家人接出来，走进全家已被限令迁入的“新居”－－一间半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小平房时，不由得老泪纵横，嘴里喃喃地说：“是我连累了中华，是我连累了中华。”由于严重的刑伤、阴冷的居住环境、沉重的思想压力，他在放回的第7天就瘫痪了，生活不能自理，更不能干活。然而，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1970年4月，四机部专案组通知涂作潮：1964年对他作出的平反决定，是走资派王诤勾结曾三、陈丕显等搞的，现予推翻，1959年对他的处理结果仍予维持……涂作潮如雷轰顶，他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他开始一份又一份地口述申诉，由家人写信向上反映，请求保留自己的党籍……但这些申诉却全都犹如石沉大海。
终于等来公正的评价
在涂作潮身处逆境的日子里，许多善良的人们－－邻里、朋友、医生、工人、售票员，以及素未谋面的乒坛名将孙梅英等都向他伸出过救助之手，中医泰斗孔伯华之子孔少华和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胡庚辰、张希增更是坚持到他家登门送医送药，使他的病体渐有好转。人民和党组织也仍然铭记着他曾经为革命所作出过的贡献。1972年12月11日，一封发自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的沉甸甸的挂号信送到涂作潮手中，信中所附当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的部分同志名单中赫然列有涂作潮的名字。望着“同志”这两个亲切的字眼，涂作潮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大家还想得起我来……天快亮了！”1973年12月，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涂作潮在四机部的处境也有了较大改善，经安排他家也于1974年春迁至四机部黄亭子宿舍区的两间楼房内。
春暖乍寒，7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坛气候也是如此，随着邓小平同志主持的1975年全面整顿中途受挫，评《水浒》、批宋江，江青一伙一时甚嚣尘上，在报刊上放肆地诬蔑小平同志，含沙射影周恩来总理……这一切都使涂作潮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心和忧虑，他常常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叨着：“他们连周总理都要打倒，周总理！”
1976年1月，在那个哀乐低回的寒冬，涂作潮在周恩来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帮助下，终于能乘坐着轮椅来到了他的老首长周恩来总理的灵前。他想起了在1928年党的“六大”上，周恩来拍着肩膀戏称他为“涂木匠”、“木匠”，这个称号后来在党内流传开来……他还想起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会见张学良前夕，借用自己的刀片刮掉那一脸美髯……他更想起了1964年正是在周总理的过问下他的境遇才有了改善……想着想着，他不由得涕泪涌流，在轮椅上拼命欠身，他要再看一看自己的老首长，向敬爱的周总理鞠躬志哀。
多行不义必自毙，“四人帮”反党集团与人民为敌，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注定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而涂作潮终于等到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的日子，看到了党和人民的胜利，看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1982年1月，四机部在反复核实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向涂作潮作出了郑重的平反结论，最令他欣慰的是在乎反结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时，在残酷的刑讯中，拒不透露党的机密，拒不提供伤害同志的材料……”扪心自问，他没有辜负党的培养，没有愧对隐蔽工作战线上的众多战友和同志。
此后，涂作潮在晚年不顾多病之身，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回忆整理党史、军史，尤其是党的隐蔽工作战线史料的工作。但因为他年届高龄，又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摧残，身体日渐衰弱，1984年12月31日终于在电子部402医院因病长逝。1985年 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涂作潮的讣告，其中这样写道：“涂作潮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无论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他都卓越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优秀党员。”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涂作潮为新中国诞生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奋斗和贡献，历史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