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22日，中国第一个先进青年的政治团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从1920年夏天开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活动，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但是为青年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做了有益的尝试，在团的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领导罢工斗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十月革命

1920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紧接着，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各地早期党组织也把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得以创建的重要保证。

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等倡导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俞秀松出面，同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风等八人首先发起组建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团的机关设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马上开展工作，他们向各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寄出团的章程，商议在各地建立青年团。建团的目的，在当年的刊物《先驱》第8号上说得很清楚:“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社会主义青年团”。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发展了30多名团员。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李启汉等都是最早的团员。

青年团组织最早在上海出现，一方面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关，同时，也由于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最大的对外口岸，无产阶级的力量最强大，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具有全国影响的报刊杂志也很多，另外，上海外国租界的存在，也在客观上为中国革命者从事活动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隙。

与此同时，李大钊等在北京也着手建立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宣告成立。北京团组织是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习团等进步青年社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被推选为书记。当时的成员有；邓中夏、刘仁静、何孟雄、郑振铎等。

这一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很多地方破土而发。

1920年秋，武汉地区在董必武、陈潭秋等组织下，建立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8月，广州青年团成立。早期团员有:谭平山、陈公博、彭湃、阮啸仙等。

1920年10月，毛泽东在接到上海寄来的团章后，即在湖南长沙开始建立团的组织。毛泽东任团的书记。最早发展的团员有:彭璜、陈子博、郭亮等人。

1920年10月，张太雷和于方舟在上海和北京青年团的帮助下建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建团工作仍在扩展。

1921年5月，李大钊委托在北京念书的山西学生高君宇在太原成立了山西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四川，1921年上半年，在吴玉章、恽代英的指导下，初建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下半年成立了支部。1923年，在肖楚女的帮助下，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

俞秀松1922年4月到杭州，帮助筹建了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国内团的创建活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1920年在欧洲勤工俭学的部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等，酝酿成立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来得悉国内已经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0月，少年共产党召开大会，经过全体总投票，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通过把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根据国内的指示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下设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旅欧团组织开始只有30多人，1923年增加到72人，1924年就发展到200多人。

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像磁铁一样，把那些立志砸碎旧世界，创建新社会的有为青年紧密地团结起来，聚拢到党的周围，由团到党，成为建党的早期骨干。在以上团的创建过程中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更说明团与党的密切关系。

何长工同志后来在他的《忆留法勤工俭学和共青团旅欧支部》文章中也写道:“旅欧总支部是党和团的最早的组织之一，它培养了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回国后，立即在党的领导下，深入工厂、农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像火种一样，到处燃烧起革命的火焰。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刘伯坚、张昆弟、高风、毛羽顺等烈士，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团员，这是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无比光荣。”

历史上，共青团组织曾经历了两次建立、两次改名和一次被改造的发展阶段，但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共青团始终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任务、方针政策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与党同心协力，风雨同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进行了研究，还决定了吸收优秀团员入党的办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重视和加强对团的领导。在党的帮助下，团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到1922年5月，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全国各地团员人数达到5000多名。

全国各地团组织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和巩固团组织，以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中国青年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5人，代表当时15个地方团组织和5000多名团员。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

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团临时中央局选择这一天召开代表大会，就是要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是代表劳动青年利益的革命组织。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从此，一个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国青年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共青团的带领下，开始了不平凡的奋斗历程。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4年，革命形势风雷激荡。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遍及全国。在协助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宣传国民革命，参加黄埔军校等重大事件中，青年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大，在这次会上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当时在欧洲，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名称，为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相区别，表示中国青年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大会郑重申明:“我们决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进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面目，让他们在我们面前发抖。”

这就是团组织的第一次改名，今天读来我们仍会感到一股革命的勇敢豪气。三大之后，团组织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姿态，投入了中国革命的大风暴中。

1935年国内形势发生激烈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伸进华北，国民党却仍执行着卖国投降政策。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1月，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党中央做出了改造共青团的决定。从此，团变为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

关于共青团的改造问题，当时中国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候补执行委员宋一平后来回忆说:“1935年9月，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体要高举民主、自由、和平和反法西斯的旗帜，与各国民族解放组织、民族改良组织合作成为统一战线组织，提议中国共青团进行‘根本改造’，克服第二党倾向，成为广大群众性的反法西斯组织。会后，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王明立即派张浩回国，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在国内，根据党提出的‘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口号和共青团组织本身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决定彻底改造共青团。”

在共青团改造过程中，各种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纷纷涌现。在根据地，建立了“青年救国联合会”，青救会高举抗日救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旗帜，广泛团结全国青年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团组织第二次建立是在1946年9月。关于重新建团的原因，在1946年中共中央发给各地的电文《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中表述的很清晰:“九年来，全国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区的青救会、青抗先、青联会等组织，在参战参军、文化教育和其他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中，都起了伟大的作用。在党、政、军、民各方面长期努力下，解放区青年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青救会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这些积极分子的要求。而青年工作也因为缺少积极分子有组织的推动，逐渐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这些经验说明:青年积极分子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以满足其工作与学习的要求，并成为党团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中央认为今天应该成立新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主义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其名称拟定为民主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电文中还对新组织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等做了规定。

这篇由任弼时同志亲自修订的电文，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研究重建青年团的历史文献，也是中央最早的富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它凝聚了弼时同志对青年工作倾注的心血，也表明团的重建工作从开始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
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试建工作，青年团受到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各方面工作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1949年元旦，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号召在全国普遍建立青年团。在此以后，青年团有了很大发展，截止到1949年4月，全国团员达到19万人。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解放的北平胜利召开。
大会的会场就设在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艺专礼堂。那年刚30岁的实用美术系讲师周令钊，带领学生们参加了大会会场的设计、布置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学校里一下来了这么多干部，每个人都穿着灰布军装，中间扎着腰带，这让学生们很羡慕。很快地大家也都效仿，每个人的腰上都扎上了腰带。更让大家高兴的是，大会期间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同志都来做报告。大家终于亲眼见到这些仰慕已久革命领袖，高兴极了。”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团组织以新民主主义为自己的名称，表明青年团要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以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为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目标。
8年以后，1957年5月，团进行了第二次改名。
这是由于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当时广大团员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把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当作自己崇高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5月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新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大会还决定将改名以后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过去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相衔接，依照次序加以排列，把下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此，中国共青团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团组织带领全国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忘我劳动，艰苦创业，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建立了卓越功勋。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厄运，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共青团系统的领导工作中断了12年之久
很多上了些年纪的老团干，至今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团的活动仍会念念不忘: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扫盲队和“向科学进军”活动、学雷锋活动……每个活动的背后都闪动着青年团员的身影。他们说那是共青团工作开展的最好时期之一。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使团的工作陷入了低谷。团中央由于向中学派驻工作组一事成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攻击、污蔑共青团组织的重要把柄，也成为导致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的直接原因。
“文革”初期，北京的一些学校出现了乱批乱斗乱打校长、教师的混乱局面，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破坏了。为了使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有序进行，1966年6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按过去的工作经验，决定由团中央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前往各学校解决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团中央从全国抽调了1800多名团干部，组成了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市8个区的中学派出。为加强对工作组的领导，团中央还成立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各区成立了工作队，部分团中央的书记、常委、部长担任队长。此后，全国各地也纷纷仿照北京的作法，向一些大中学校派遣了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听信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汇报，批评了工作组。于是，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借机向团中央开刀。江青亲自在北大主持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的所谓“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共中央于7月28日决定撤销工作组。当晚，北京石油附中等8个学校的红卫兵立即到团中央机关“造反”。第二天张春桥等人到团中央表示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此后，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对团中央的“造反”活动不断升级，使团中央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不断诬陷团中央，党中央做出了改组团中央书记处的决定。8月13日，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群众大会上宣布了党中央的这一决定。
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后，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则更变本加厉地攻击团中央和共青团，污蔑“团中央已经修到了家”，共青团是什么“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要“彻底砸烂”。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摧旧团”浪潮，残酷迫害团的干部，很多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也受到批判。共青团活动被迫完全停顿了。
1969年，包括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内的团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1000多人，全部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劳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共青团终于又迎来了新生。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中对共青团作出了高度评价:“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青团团结教育全国各族青年，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建国28年的事实证明:“共青团不愧为党的忠实助手，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英勇突击队，不愧为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校。”
1978年10月，团的十大召开，共青团工作开始逐渐全面恢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共青团跟随党的步伐，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共青团的事业进入了继往开来的新阶段。
历史在延续，共青团继续高举着自己的旗帜，带领全国各族青年向前。“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未来。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五月的火炬唤醒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业激励我们继往开来。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今年，这首《团歌》会在团十六大的会场再次响起，歌声将带我们重温历史，歌声也将唱出我们新的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