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拥有15万华人的德国并没有唐人街。事实上，德国曾有过唐人街，二战时却被希特勒给“毁”了。最近，德国历史学家拉尔斯-阿梅达在《图片报》上讲述了其中的原委。
汉堡出现“小中国”


19世纪末期，一艘艘满载着丝绸、瓷器和鸦片的欧洲商船从广东回到汉堡港。船上走下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在海上漂泊了近一年的时间，被囚在船舱底下做供暖工或机房工。这些中国人比那些从非洲和美洲来的奴工更任劳任怨，受到了欧洲商队的“喜爱”。


20世纪初，从中国回来的欧洲商船渐渐多了起来。商人们开始同意妇女在船上作一些杂工。很多中国船员的妻子也跟着四处漂泊。她们在船上做饭、搞卫生，为船员们缝缝补补。日子久了，有些船员的家属因为疾病或生小孩，不能再随船队出发，被遗弃在汉堡。他们就结伴搭伙，在港口圣保利区搭个小屋或几家合租一室。慢慢地，聚居在这一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当1921年中国领事馆建立时，圣保利区首饰街一带已居住了2000多名华人。有的靠着多年的积蓄和烹饪手艺，开起了中餐馆、茶楼；有的开了杂货店、洗衣店和舞厅。当时的《汉堡晚报》就称这一带是个“小中国”。1929年10月，来自浙江宁波的老海员陈纪林，在唐人街成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协会———“水手馆”。

“中国人大逃亡”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曾和中国有过一段蜜月期。德国需要中国的战略物资钨、铁、锰，要造枪炮就需要这些物资。而中国需要德国的枪炮，进行军事装备。所以，平安地躲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人，并没有像大多数犹太人那样早早收拾行李、变卖家当。相反，很多中国的士绅家庭子弟还选择到德国留学。


希特勒甚至还吩咐下属精心挑选了中国留学生和船员，进入德军服 役。之后，他又派遣他们在慕尼黑等地的三所军官学校接受军事训练。希特勒还召见中国籍的军官学校学生，鼓励他们“报效祖国”。而他身边负责德军东亚事务的特勤秘书，也是一名华人。汉堡的纳粹官员对唐人街也另眼相看，修建了不少卫生设施。中国男子也成为德国女子倾心的对象。


到了1938年，希特勒推行“纯净德国血统”政策，认为“五代都是德国人的才是真正的德国人”。华人因此遭殃。许多秘密警察在唐人街周围四处活动。华人们被逼与德国太太离婚，理由是“会玷污日耳曼人的血液”。


1939年前后，二战一触即发，纳粹政权逐步加大对各国移民的迫害。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开始逃离汉堡。在“水手馆”陈老板的帮助下，华人并没有费多大周折，就到达了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伦敦。他们从那里开始逃向更遥远的美洲大陆，如旧金山等地，有的则干脆乘船回到中国。


特别是1941年，纳粹与中国断交，华人地位急剧下降。盖世太保头目恩斯特•布雷希特还频频带领手下爪牙以“私藏鸦片”、“贩卖女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找茬”。没过几个月，唐人街上的所有中餐馆、杂货店等都被迫关闭。但是仍有大约300多名中国人留守在首饰街。他们认为，纳粹最终抓的只是犹太人，对华人的举动只是战争环境造成的。


捏造“通敌罪”迫害华人




风云突变，1944年5月初，“水手馆”陈老板等人接到纳粹内线的密信，说纳粹准备向中国人动手。当夜，100多中国人逃离唐人街。13日，200多个秘密警察在布雷希特的带领下，从首饰街两头包抄进来。他们举着枪，气势汹汹地搜查了中国移民的住房，并以凭空捏造的“通敌罪”把剩余的130人全部逮捕。所谓的“通敌罪”是指，中国人把纳粹军队的情况向盟军“通风报信”。


盖世太保把无辜的华人关进了福尔斯布特盖世太保监狱。每天，盖世太保都对中国人进行严刑拷打，要求他们承认自己“进行间谍活动”和“败坏社会风气”。同时，在狱中，中国人还必须进行强制劳动，否则没有食物。3个月后，其中80人被投进位于威廉斯堡的“明日集中营”。由于集中营里的卫生状况很差，中国人又必须进行高强度劳动，其中20人不到一周就去世了。剩下的人，则大多被虐待而死。


二战结束后，偌大的唐人街活下来的大约只有30名中国人。中国政府曾派船接走一些人。后来，德国向被屠杀的犹太人、平民和盟军战俘的亲属提供了大量的抚恤金，唯独对幸存的中国人没有任何表示。他们虽然承认，根本没有丝毫证据证明中国移民曾经与盟军合作，但是当年的大搜捕并非“种族灭绝行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有着本质区别。直到1972年中德邦交正常，汉堡才越来越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如今，在首饰街街口，有一块漆黑的、牢牢镶嵌在墙上的铁牌，上面写着“这里曾是中国唐人街的旧址。”德国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