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越间谍化身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潜伏20年
最优秀的《时代》记者
最出色的越共间谍
他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也是潜伏超过20年的北越间谍。他影响和操纵了众多著名记者与西方情报人员对南越政权的看法，促使美国做出替换南越“总统”吴庭艳的决定，使得美国民众改变了对越战的态度。他叫范春安（Pham Xuan An），被誉为战争史上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的名字在越南语中的意思是“隐藏”或者“秘密”。这个名字精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爱越南，也爱美国
范春安出生于1927年。他从法国社会党送到殖民地学生手中的共产主义哲学普及读物里读到了共产主义理论。他说：“是的，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是美好的理论，是最人性化的理论。它教导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不应互戮。”
18岁时，范春安从高中辍学，加入了越共前身——越盟的训练营，投身于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越南独立革命。他们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下来的老旧武器，还要拣回打完的子弹壳来制作新的子弹。根据越南官方的资料，他参加了南越西部的所有“卫国战斗”，并晋升为排长。
1947年，他到西贡去照顾病重的父亲，并在西贡组织了抗法学运和抗美学运。1952年农历新年，已经考上了法国海关检查员的范春安奉命潜入西贡北部丛林与组织接头。在那里，他得到一份让他极为失望的工作安排：他将成为北越新成立的军情机构派回西贡的第一个特务。用他的话说，“那是猎犬和媒鸽做的事”。1953年，范春安在越共南方局领导人黎德寿主持下正式秘密加入越共，接受黎德寿的弟弟、越共南部特工头子梅志寿直接领导。
1954年，为了不被法国殖民当局征兵，范春安通过自己在南越军队总参谋部心理战室（G5）任职的表弟范春甲，谋得一份在殖民地军事机关的工作。不久，他就结识了刚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到越南的心理战专家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并很快就得到了兰斯代尔和其他美国驻西贡军事顾问的赏识，开始接受间谍训练。此前，范春安从未接受过北越任何正规的间谍训练，正是美国人这些严格而先进的间谍技术与情报训练，使他在未来的二十多年中骗过了所有的法国人与美国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范春安同时为法国、美国、北越和南越四方面工作。“四面间谍”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他时刻也不能有丝毫放松，为了纾解压力，他甚至和南越同僚们一起吸食鸦片。
后来，组织上决定选送范春安去美国。1957年的秋天，范春安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橙郡海岸学院，学习新闻学与政治学，还有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西班牙语。他成为了学院的校报编辑，喜欢上了编辑部里一位18岁的金发蓝眼的美国姑娘。他还和美国报业巨头麦克拉奇 家族的年轻一代成为朋友。在美国的两年间，他曾先后到《萨克拉门托蜂报》和联合国实习，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基金奖学金。
范春安曾开玩笑说，他是在橙郡生活的第一位越南人。后来那些如潮水般涌入美国的越南难民们，正是为了逃避范春安所服务的北越政权而背井离乡。今天的橙郡已经成为在美越南人的一大中心社区，数以万计的越南人来到那里或者作为第二代越南裔在此生长。
在加州的灿烂阳光下，范春安深入地了解了美国。范春安后来回忆道，在美国的日子是自己一生中少有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这段快乐时光持续到1959年10月。范春安站在金门大桥上，在冷风中思考着自己将何去何从：到加州蒙特利尔军事语言学校任教；逃亡到法国巴黎；从古巴经由苏联返回北越，投身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最终，他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惊险的道路：回到南越政权的中心——西贡。他认为自己既爱越南又爱美国，而美国只是个偶然的敌人，在战争结束后两国还会成为朋友。
完美间谍
回国后，范春安在西贡重新展开谍报工作。他从越南新闻社转到了路透社。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反共的死硬分子，他可以轻易地接触到美国与南越的各种秘密信息。“无论是司令部、特种部队、海军和空军的人都愿意帮我。”在担任《时代》周刊越南首席记者的十年里，他更常有机会直接进入军事基地或接触到南越政权的最高层。有时候他也会有意泄露部分北越的情报，以便从南越和美国方面得到更多的情报。他提供的情报翔实准确、具体细致，以致于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和军事领导人武元甲曾欣喜地说：“我们简直就是亲身坐在美帝国主义的作战指挥室里。”
事实上他根本无需主动去设法窃取机密。他的美国密友包括了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以及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科比等诸多在南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人们会主动地向他提供信息，并希望得到他的观点与分析。
范春安的间谍代号是X6，它代表的这个人在古芝地道里越共司令部的情报网H63中是绝密而孤独的。他白天为新闻机构工作，晚上则忙碌地将情报用北越方面提供的Hermes打字机打出来，再用特种相机拍下来，有时一晚上要处理上百页。他把微缩胶卷伪装成越南传统食物某种烤肉卷，并用米纸包裹好，或者把它们藏在腐烂的死鱼腹中。他把这些越积越多的“肉卷” 和“鱼”装进篮子，伪装成拜佛或上坟的贡品，然后在早晨带着他那条著名的德国牧羊犬外出散步时一并送出情报。如果胶卷不多，他就放进树上的空鸟窝里；而如果有大量的胶卷积存，他就把它们都藏在一块墓碑下面。有时候范春安的妻子必须远远地尾随着他，以便在他突然被捕时及时向取件的情报员示警。
在越战早期，当美军还没有大规模进入越南直接作战前，美国驻南越军事顾问为南越领导人吴庭艳制定了以美军直升机协助清剿越共游击队的战术。范春安将掌握到的情报告知北越方面，游击队因此制定出相应的战术。在1963年的北邑战役中，北越方面首次以营级力量战胜了在飞机、装甲车和大炮武装下的南越部队，击落了五架美军直升机，并导致美国顾问三死五伤。北邑战役后，北越授予两名有功人员最高军功章，一名是越共游击队指挥官,另一名就是范春安。
在1967年下半年，北越情报领导人向范春安通报了筹划中的1968年新年停火后的新年攻势计划。尽管范春安很怀疑南越民众是否会如北越想象的那样“群起呼应、迎接解放”，但他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在于协助组织这一计划，因此他找出了西贡的城防弱点，圈定了包括南越“总统府”和美国大使馆在内的二十处军事打击目标，并帮助上级进入西贡四处侦察。范春安喜欢养鸟，所以他让上级化装成雀鸟商人走街串巷。他们收集的情报让北越在1968年发动攻势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武装力量渗透进了西贡。
在1975年，北越领导人认为还需要好几年的准备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范春安说服了他们：北越完全可以不遭受任何抵抗就长驱直入，占领西贡。当然，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范春安的判断是对的。
但范春安并非是拥有钢铁意志的无惧战士。在与他接头的47名联络员中，先后有27人被捕或被处决。范春安在接受越南作家阮玉海采访时承认：“在执行任务前，有时我会和妻子说：如果我被捕，我倒希望自己尽快被处决；不然如果我被严刑拷打，我担心自己会供出许多人。我在心里和自己说‘要镇定’，但我管不住紧张心理带来的生理反应：我的手可能在竭力保持平静，可我的双腿在发抖。”
完美记者
范春安曾对阮玉海说：“人们一般只有一个职业，而我有两个：间谍和记者。这两个职业既矛盾又统一：情报工作要求你收集和分析信息，然后像小猫掩盖自己排泄物一样绝对保密；新闻工作要求你收集和分析信息，然后公诸于众。”
范春安在西贡新闻界无人不晓，所有西方记者都认识他、信任他。他是西贡新闻界同仁们在同起路和黎利路交汇处Givral咖啡馆里互通信息时的中心人物。他被视为向美国人民解释越南的最佳本地人选。在南越时代，几乎所有在西贡的美国新闻媒体都会聘请一到两位越南本地人来克服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这些本地雇员通常不会在文章上署名，可是范春安极其出色的工作让《时代》杂志主动将他的名字放在杂志版权页上，并且给予他全职记者的待遇与职权。他是美国各大主要新闻媒体正式雇佣的第一位越南裔全职记者。
1970年至1972年间与范春安同在《时代》周刊西贡办事处工作的斯坦利·克洛德曾在《时代》周刊上撰文：“我们无人知晓他的真实人生：与特种墨水、微缩胶卷、特工总部和情报网络打交道。他有军衔，也一定有代号。但对于所有曾经和他并肩工作的新闻人员来说，范春安是第一流的记者；对于越南战争的历史根源与政治背景，他比我们任何人的理解都要深刻。”而《华盛顿邮报》也指出：“虽然范春安的实际工作是收集和上报关于南越与美军的情报，但他对信息搜集与分析的卓越能力，使他成为新闻界内最优秀的越南记者。”
1975年4月29日，《时代》周刊纽约总部收到驻南越最后一位记者的越洋来电；“我是范春安。所有美国记者都已紧急撤离。现在由我主持西贡办事处的工作。”在发来采写的三篇报道后，他的名字才最终从杂志版权页上消失。他自我评价多年来一直克尽记者职责，撰写报道绝不偏颇，更从未造假，因此问心无愧。
范春安当年的许多同事和朋友如今已经是知名记者或者作家，如《纽约客》名记者罗伯特·沙泼林，著名专栏作家斯坦利·卡诺，被誉为“美国记者之父”的著名记者、普利策奖得主、著名历史传记作家大卫·哈伯斯坦，1971年在《纽约时报》公布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并一举成名的尼尔·西恩。但这些人都不知道范春安的秘密身份。直到南越政权倾覆后，范春安的外国同事才慢慢发现：这位温文尔雅、饶有趣味的越南同事一直在为北越方面服务。
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与范春安的情谊。当年雇用范春安的《时代》周刊亚洲分部部长弗兰克·麦克卡罗奇说：“他是我们的同事和明星记者，我不会对他的间谍身份而愤怒。他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是换了我，我也会那样做的。”而大卫·哈伯斯坦则认为：“我仍然喜欢他，没觉得他背叛了我们，或背叛了新闻。他拓宽了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真相？他是个越南人,在他们那个空气中只有背叛的悲剧时代，他有自己的难处，但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他们在1990年甚至还筹款协助他的大儿子赴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新闻。范春安的儿子如今在越南外交部工作，并在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越南时担任翻译。而范春安的最后一任美国雇主——《时代》周刊，至今还为范春安留着属于他的那份养老金。
鸟尽弓藏，英雄落寞
1975年4月30日，越共占领南越首都西贡，越南战争结束。范春安协助他的故交、南越情报机构头子陈金宣攀上美军运送南越要人的最后一架直升机。路透社和《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纳言·昌达回忆,当北越军队的第843号坦克冲破南越“总统府”铁门时,范春安站在门边,“脸上带着奇怪和嘲弄的微笑，表情满意而平静，好象对整个世界毫不在乎的样子……我直到现在才明白，他是在默然庆祝自己三十年奋斗换来的胜利。”
范春安本以为组织会安排自己去美国，继续间谍生涯，为越南搜集各种政治动态与整理情报。他的妻子与4个孩子已作为难民先行乘坐美军的救援飞机到达华盛顿。但范春安等来的指示却是：不许离开越南。一年后，他的家人才经巴黎和莫斯科辗转回到河内。
1976年12月，范春安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河内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穿上笔挺的军服。他被授予“人民军英雄”的荣誉称号，并且累迁至少将。要知道，在整个越南战争时期，只有两名北越情报人员最终能获得这一称号并被授予将级军衔。他还先后获得了二级独立勋章、四枚军功章、为越共忠诚服务50年特别奖章等各种荣誉。
但范春安依然没能得到上司充分的信任。他被迫在劳改营接受了“再教育”、被软禁、限制出国，他不再被托付以任何重要的工作，他服务的祖国仅仅把他当作一个美国问题情报分析人员来使用。范春安的北越同志们怀疑他的革命动机、决心与意志，因为他是那么喜欢美国人与西化的生活方式，认同民主价值和新闻客观性，完全不像一名“忠诚的马列主义战士”。1997年，官方甚至拒绝了范春安以嘉宾身份到纽约参加越战新闻记者聚会的申请。
1994年，范春安1970年时的西贡同事、《华盛顿邮报》助理编辑罗伯特·卡塞尔在越南再次见到了范春安，那时范春安的健康状况还未恶化，两人有过两次长谈。卡塞尔想范春安谈谈越南战争及其对美越双方的后果与意义，但范春安对这些话题已经感到厌倦了。“你们已经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他略显不耐烦地说，“那么就算你们曾经输了在越南战争这场小战斗，又有什么关系呢？”卡塞尔认为：“范春安是为了越南的统一与独立努力奋斗，而并非是为了马列主义”。
让美国人为他作传
2001年，在如今已被称为胡志明市的西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教授拉瑞·伯尔曼与终日留连酒馆的范春安偶识。他们无所不谈，却偏偏没有提到间谍这个话题。当范春安听说伯尔曼在加州大学任教时，感慨地说：“我曾在那里生活过。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范春安对伯尔曼当时正在撰写的《没有和平就没有荣誉：尼克松、基辛格和出卖越南》一书极感兴趣，主动提出次日再在Givral咖啡馆见面。这个地方是范春安昔日荣光与情报生涯的缩影——在越战时期，Givral咖啡馆是政客、商人、记者、情报人员、警察与政府官员最为扎堆的地方，权力在此而聚，谣言在此而起，故事在此而生。范春安在这里得到了“Givral将军”的绰号，因为他判断准确、料事如神，不少记者同行都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两人长达5年多的友谊从此开始。但范春安婉拒了伯尔曼为他撰写英文传记的想法，他认为公开往事将会伤害到他的朋友及其后代。直到2003年，范春安的肺气肿病情加重了，医生诊断他将不久于人世。根据越南的习俗，范春安的妻子将他的文件、笔记、照片与其它历史材料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好让他选择该保守什么生命中的秘密离世，永不示人。但范春安并没有被死神带走，而是带着仅存的35%肺活量安然归家。只是每隔两小时，他就需要躺下来吸氧休息。
范春安终于决定把所有这些从未曝光、并几乎准备全部带进坟墓的往事，告诉自己所信任的伯尔曼。到2005年时，范春安更是授权伯尔曼作为他的英文版传记的官方作者，但仍然要求在涉及有关当事人时不许采用真名。
他邀请伯尔曼在自己的书房中阅读私人手稿与往来信件——
“致我最亲爱的范春安。你明白：政府更替，而友谊长存。你是个了不起的老师，但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一位好朋友。”这是前越战记者罗拉·帕尔默的献辞。
“你教会了我关于越南的一切以及关于友谊的真谛。你是我遇见过的最勇敢的人。我欠你良多，难以尽偿。即祝和平。” 这是《时代》同事罗伯特·山姆·安逊的献辞。安逊在上世纪70年代曾被北越和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部队抓获并扣押，安逊的妻子恳求范春安营救。17年后，安逊才知道正是北越间谍范春安救了自己。当他们在1987年重聚时，安逊问：“你不是我们国家的敌人吗？为什么要救我？”范春安平静地说：“是的,我是你们国家的敌人,但你是我的朋友。”时至今日，安逊的桌子上依然摆着范春安的照片。
于是伯尔曼决定写下关于范春安的一切：关于他的间谍生涯，关于他的新闻事业，关于他的美国往事，关于他和他的朋友，关于战争、和解与和平的故事。2007年4月，伯尔曼撰写完成的《完美间谍:<时代>周刊记者和越共间谍范春安难以置信的双重生活》一书正式出版。伯尔曼写道，“在我采访过的认识范春安的人里，有99%的人还依然喜欢他。”范春安曾对伯尔曼断言，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出卖美国的事，没有一个美国朋友曾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使个人利益受到伤害。虽然他为越共工作，与朋友们各为其主，甚至还利用朋友们获取情报，但却并没有影响他和朋友之间的私谊。
《纽约客》则这样描述：“范春安是那种安静淡然的典型越南人。他终身投身革命，却又一直对美国抱有好感。他说自己从不撒谎，从不是两面派，给予《时代》周刊和北越领袖胡志明的是完全一样的政治局势分析。他是个正直而分裂的人，生活在谎言中，但说的全是真话。”
2006年9月20日，半个世纪的老牌烟民范春安因肺气肿在胡志明市一间军医院辞世，享年79岁又8天。在越南民众瞻仰和凭吊后，礼兵环立在他的灵柩周围，给予他最高规格的军事葬礼。越南《青年报》的头版文章标题是：“向伟大的特工范春安同志告别”。
粗茶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布衣得暧胜丝绵，长也可穿，短也可穿；
草屋茅舍有几间，行也安然，待也安然；
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
日上三竿我独眠，谁是神仙，我是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