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在山西抗战前线。前排左起：林彪、任弼时、聂荣臻

林彪与罗荣桓 聂荣臻在平津战役

115师副师长聂荣臻（中）与白求恩（右）

“师生搭档”

林彪与聂荣臻有缘。战争年代，他们曾经三次合作共事，为共和国诞生立下了战功。

林、聂初次相识是在1925年冬。那年，年仅18岁的林彪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叫回龙山的小山村来到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四期，编入步兵第二团第三连学习。给他上第一堂政治课的老师便是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在该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聂荣臻对林彪的印象是：“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林彪、聂荣臻结成搭档是在1932年春。几年阔别，两人都有了很大变化。林彪已非吴下阿蒙，经过毛泽东的悉心培养和提拔，他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成了红军中最年轻、最能干的战将之一。

1932年3月，中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调整红军编制序列，重新设置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四川老乡朱德、陈毅告诉聂荣臻：“林彪这个人，军事上有自己的一套，但是独断专行，喜欢排挤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非常不好相处。”就是在老乡们的警告声中，聂荣臻与林彪搭起了班子。

聂荣臻上任没几天，看到林彪随身总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本子，经常独自一人躲开大家在上面添添画画。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一天，聂荣臻碰到林彪拿着本子向机要科的同志要数字：“快说说看，这次作战，一军团共毙、俘敌人多少？缴获多少？一军团自己的伤亡情况如何？三军团在这三方面的情况怎样？”

“你在记什么？”聂荣臻想看个究竟。林彪一时高兴，将本子递了过来。聂荣臻看到本子上记的尽是历次战斗歼敌和缴获的数字。这些数字两个特点，一是记的全是胜仗，没有败仗；二是自有一、三军团后，林彪不仅记下了自己的战绩，还把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的数字也记了下来，进行比较。聂荣臻很偶然地发现了林彪隐藏在心中的最大秘密：他要与被誉为“红军之狮”的猛将彭德怀展开全面的竞争。

聂荣臻十分赞许林彪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勇于钻研战术问题的精神，愿意尽量配合他把部队带好。但他们共事不到40天，聂荣臻就与这位比自己年轻八岁的军团长发生了争执。

那是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占了福建的第二大城市、着名的侨乡漳州。林彪高兴得直搓手：“这里的人富得流油，随便抓一个都是土豪。我们在这里可以好好地补充一次了！”在他的感染下，其他红军官兵也磨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一天，军团部外面传来吵嚷声。通讯员向聂荣臻报告，说外面有几个老乡一定要见政委。聂荣臻到外面一看，几个老乡光着身子站在门口，身上被抽打得青一道紫一道的，有的人脸上还淌着鲜血；不远处有个战士正在用皮带抽打一个商人。他赶紧跑过去，厉声喝斥道：“谁叫你们打人的？”

那个战士开始还有点胆怯，后来看见林彪也走出门来，又梗起脖子，理直气壮地说：“报告政委，这些老财不肯交款，军团长说……”“谁说也不准打人！”聂荣臻转身对站在一边的军团长说：“林彪同志，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予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们怎么能这样拷打他们呢？”

“政委同志，请问，我们还要不要钱？”林彪阴沉着脸反问道。

聂荣臻被林彪这副轻蔑的神情激怒了，他大声地说：“钱，我们当然要。但我们不光要钱，还要政治。如果我们把政治影响搞坏了，你筹到再多的钱，也是没有意义的。”林彪不再吭声，两人在沉默中结束了第一次争论。

着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漳州也开了一座大商店，进城的红军也派了这家商店的款，谁知商店老板拒绝交款，说店里的财产是陈先生的，交纳一分一厘都需要陈先生许可。附近几家商店看见“陈”字号的大商店不交款，便开始观望起来。

一位营长找到林彪，问如何处理。“找政委去。”林彪把这道难题推给聂荣臻。聂荣臻想了一下，吩咐这位营长：“你再到这家商店去，把派款的道理再讲一遍。如果他还不交，你们就拿走相当于所派款子的胶鞋等实物。记住，不能影响商店的正常营业。”后来营长认真地做了工作。二十多年后，陈嘉庚在人民大会堂见到了聂荣臻，谈起往事，他心悦诚服地说：“当年，你们在漳州是既讲政策，又讲信用。”这是后话。

“金子不能比铜哟”

林彪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十分自负。一次，当他的老部下吴法宪请教作战要诀时，他说：“我有‘常胜将军’的美名，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事实上，我只有一种才能，我绝不把打赢一场战役的机会搞砸了。”但奇怪的是，他居然会为遭致一连串失败的“短促突击”战术大唱赞歌。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走下坡路，连打败仗。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根本不懂军事，便把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新战术，遭到红军将领的普遍反对。

林彪、聂荣臻也对这种新战术感到恼火。李德坐在瑞金指挥红一军团进攻南丰，连迫击炮放在地图的哪一根曲线上都规定死了，结果险些造成全军团的覆没。两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军委发电，明确建议：“诱敌和放敌大踏步前进，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结果，遭到军委严厉批评。军委告诫林、聂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轨道从而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接到回电后，林彪的态度变了，他开始专心钻研新战术，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从而获得了李德的赞赏。广昌战役打了不到18天，一军团就损失了五千五百余人，占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聂荣臻多次看见林彪捧着人员伤亡统计表愁眉苦脸。但他没想到，饱受新战术之苦的林彪却在广昌战役之后发表了鼓吹李德战术的《论短促突击》。

彭德怀与林彪同是军团长，他无法忍受军团战士无辜送死，就找到李德说：“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大骂彭德怀“封建”，威胁要撤他的职。在李德面前，彭德怀宁可上军事法庭，去坐牢，被枪毙，也不愿低头，而林彪则弯下了脊梁。对此，被罢黜闲居的毛泽东十分伤心，他感叹道：“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嫩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会议，中央常委进行重新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领导小组。与聂荣臻在会上态度鲜明、积极发言相比，林彪基本上一言不发。因为会上受到大家集中抨击的短促突击战术，正是林彪一度热心鼓吹过的理论。

遵义会议后，军事顾问李德由“太上皇”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想起了曾经信奉过新战术的林彪，于是要求跟随红一军团行动。用他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泽东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的战术”。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马匹，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谁知林彪对他冷若冰霜。

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负责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伍修权曾是李德的翻译，遵义会议后不久到一军团看望李德。李德一肚子气无处发泄，见伍修权拿了他桌上的一个核桃，便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伍修权不明就里，聂荣臻告诉他：“李德被林彪气昏了头，见谁咬谁。”

林彪下了黑手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与聂荣臻的境遇大相径庭。由于称病拒绝挂帅出兵朝鲜，毛泽东让他专心养病，林彪退到了政治舞台边角，成为清闲的旁观者。而聂荣臻则代理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彭德怀筹划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当时最忙碌的人。

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十年。随着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彭德怀被罢官，林彪趁势而上，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到了“文革”中间，林彪对聂荣臻下手了。

1968年3月22日，林彪下发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了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他宠信的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有意封锁，如此重大的人员变动，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事前竟毫无所闻。杨成武是聂荣臻指挥华北野战军时的主要战将，林彪和康生要挖出杨成武的“黑后台”，其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4月6日，聂荣臻觉得有必要把事情搞清楚，便打电话找林彪。电话是叶群接的。“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是谁？”聂荣臻直截了当地问。“并没有点名嘛。”叶群回答得很艺术，反正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厉害，让群众去轰，轰倒谁就是谁。

聂荣臻感到事态严重，便于4月7日直接给毛泽东上书，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四天后，毛泽东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安慰聂荣臻：“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六个月后，林彪第二次将黑手伸向聂荣臻，理由是他参加了“二月逆流”。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李富春等老同志说成是反党集团，并分成两个摊子，说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是一个团伙。

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聂荣臻忧怒交加，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叶剑英打电话给聂荣臻的夫人，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借口中苏边界关系紧张，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名，发布紧急指示，即所谓“第一个号令”。根据这个号令，聂荣臻被疏散到郑州，林彪特地为郑州方面规定了八个字的接待原则：“不冷不热，偏重于冷。”在郑州，聂荣臻患上了皮肤病，全身奇痒，坐不安，睡不宁，身体急剧衰弱。他只得求救于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让聂荣臻回京治病，并安排他在五一节与毛泽东见面。

“荣臻同志，身体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毛泽东身边照例跟着“亲密战友”，但林彪没有任何表情。

“皮肤病，顽固呀。”聂荣臻感谢主席对他的关心。

“荣臻同志，你不要回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林彪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

可以说，是毛泽东救了聂荣臻一命，否则即使林彪不再使阴招，聂荣臻极度虚弱的身体一定难以支撑下去。

在得知“九一三”事件和林彪走向毁灭结局后，聂荣臻百感交集，他总结了三条：

“首先，对于个人主义严重，特别是伸手要官要权的人，我们不应该予以重用，尤其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第二，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第三，我们要警惕像林彪那样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人。”他为自己的“搭档”加上了最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