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毛泽东评戴安澜
   
    毛泽东一生诗词甚多，但以律诗吊挽将军的，只有两首。能有幸享此殊荣的，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1963年1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另一位享此殊荣的，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1943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五律·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有趣的是，这两首律诗押的韵是一致的。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海鸥“将军的人，名叫戴安澜，号“海鸥”，戴安澜原名戴衍动，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心中十分难过，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他正式改名为“安澜”。
   
    1939年，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少将师长，这一年他仅有25岁。
   
    第200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
   
    从"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的诗句中不难看出，戴安澜作为统帅的这个机械化师的年轻将领，不会不给军事家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就共产党的军队而言，当时甭说军队中的机械化装备，就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专用的小汽车，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步行。1940年5月，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时送来了两辆小汽车，本打算分给毛泽东、朱德一人一辆，毛泽东还没有要，而是把汽车给了延安的“五老”。
   
    机械化部队是近现代军事历史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它的出现，必将给作战样式和作战理论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把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算做是中国军队早期机械化发端的话，说起来，这个“铁甲车队”还是1924年11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起来的呢！一年之后，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出的一部分人员作骨干，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日后成了共产党军队起家的本钱。
   
    国民党军队机械化的过程比较缓慢。早在1932年就成立汽车训练班，请了德国顾问皮尔纳父女二人做教官，皮尔纳教授各种车辆驾驶、修理和战车战术；他女儿教授数理化文化课程，学员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第8期毕业生挑选，为建立机械化部队准备人才。那时的装备，不过是普通汽车加装钢板，号称“装甲汽车”，以及10余辆摩托车和一辆奔驰履带拖拉机，并无真正的战车。
1934年11月，孔祥熙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从英国购入32辆“维克斯”型战车和若干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的“哈雷”牌两轮摩托和三轮摩托，在南京编成战车营。人们给装备了16辆“维克斯”战车(重6吨半)的第1连起了个代号，叫“虎”连；给装备了16辆水陆两用战车(重3吨半)的第2连起了个代号，叫“龙”连，单从名字上看，就够威风凛凛。
   
    1935年夏，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组建了交辎学校，自兼校长，还是由德国顾问皮尔纳教授机械化部队的战斗、战术及战防炮使用。一年后，该校改组为辎重兵学校和机械化学校。自此赔养机械化兵种的专门学府才正式诞生，机械化兵种也正式成为独立兵种，其军衔自成体系，用银白为底色。
   
    1936年5月，以新近购买的德国“克虏伯”式轻型战车和“毫须”式装甲车为基本装备，蒋介石又在南京方山扩建了陆军装甲兵团，其它兵种的团长都是上校，惟独装甲团的团长是少将，由蒋介石的亲信杜聿明担任，足见重视程度。
   
    淞沪抗战，杜聿明曾率战车部队参战，配属给第87师攻击杨树浦，然该师步兵从未进行过与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在战车进入街市内时，步兵任战车在前突击而不加掩护，战车被日军击毁3辆、击伤8辆。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陆军装甲兵团避战，陆续撤退到了湖南湘潭。
   
    1938年初，苏联以换货形式援助中国的T-26战车和自意大利购入的“菲亚特”战车、德国产装甲汽车、奔驰柴油卡车、美式福特卡车、意大利产摩托车数百辆陆续输送至湘潭，在这些车辆基础上，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仍由杜聿明任师长。1938年4月，200师的搜索营出动装甲车12辆，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担任搜索警戒任务。
   
    1938年10月，200师扩编为新11军，1939年改称第5军，扩编后，部队移驻广西全州，杜聿明担任中将军长。
   
    戴安澜出任师长之后的第200师，只是第5军的一个步兵师，第5军除军直属的战车团外，其它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徒有“快速部队”的虚名。
   
    1939年9月，日军发动桂南战役，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的最主要补给路线。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运进中国的补给物资的85%经过此线。日本认定，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
   
    日本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日军桂南战役的主力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参加过南口、忻口、平型关、太原、上海、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屡次担任主攻任务，号称“钢军”。
   
    昆仑关战役，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蒋介石决定投入他的老本。
   
    1939年11月16日，蒋介石调其最精锐的第5军归白崇禧指挥，投入昆仑关战役。
   
    11月25日凌晨，由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第600团，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42两个联队。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600团团长邵一之、团附吴其升阵亡。鉴于战况不利，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此次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但这是日军自钦、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12月1日中国军队失守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暂时对峙。
昆仑关，位于广西南宁东北50公里的昆仑山上，虎踞于曲折的柳州、宾阳至南宁的公路，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山岭延绵，无论往北往南，均为平坦地势。东面2公里处有653高地，西面2公里处屹立445和441高地，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历代兵家必争战略要地。早在宋朝，狄青征南时此处便成了著名战场。
   
    12月7日，蒋介石决定反攻，目标是“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15日，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以北路军第5军主攻昆仑关。
   
    12月16日，第5军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制定了“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命令以戴安澜第200师、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主攻昆仑关；邱清泉新编第22师为右翼迂回部队，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彭璧生率第200师两个补充团侧击昆仑关之外，堵住其退路并阻击援军。
   
    18日凌晨，战斗打响，中日两军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
   
    防守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以炮火和飞机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炮火延伸后，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几个高地；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
   
    19日中午，日军再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第21旅团的第21联队，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夺回昆仑关。
   
    昆仑关得而复失。21日，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进展缓慢不满，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应即以畏敌论罪，就地处置可也。”
   
    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调拨给第200师指挥的荣一师第三团团长郑庭笈，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炮弹击中目标，敌军官死伤惨重，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的。
   
    12月23和24日，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伤亡就达2千余人，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上两层下一层碉堡，构成交叉火力，中国军队攻击受阻。
   
    战斗空前惨烈。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界首阵地发起猛攻。
   
    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于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该团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不怕牺牲，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其中7个连长伤亡，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
   
    12月31日，中国反攻军队肃清了昆仑关全部残敌。打扫战场时，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帝国皇军第5师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日本战后公布，在昆仑关战役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包括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大佐、第21联队队长三木大佐以及第1、2、3大队的长官，该旅团班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士兵死亡4千余人。日军统帅部收到的报告中也称：“在昆仑关地带，中国军队比任何方面都空前英勇，值得我军敬意。” 战后的日军战史也称，昆仑关战役是：“中国事变以来，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之不少。”
   
    昆仑关战役使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中国军队虽然伤亡14000余人，但基本干部仍健全。中国军队能全歼日军一个精锐旅团，基本消灭了其各级指挥官，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钢军”的战例，在中国战争史上，涂上了一笔浓彩。
   
    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战功卓著，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被蒋介石称赞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会战中，中国的战车部队在与步兵的协调配合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会战后，戴安澜在上报的《陆军第200师攻略昆仑关战斗详报》中，总结了战车战法：“敌常设各种侧防潜伏机关，攻击前应以小战车一辆先行搜索敌战防炮之位置，继以我战防炮及重炮兵器破坏之确实，将其消灭始可攻击前进。否则既不能发挥战车之威力，反遭无益之牺牲不若不用。例如，此次敌人在昆仑关作战不敢使用战车。战车使用无论攻防应构筑工事，以减少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