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求新学    徐特立生于1877年，当时的中国正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世界形势来看，英、法、美等国家在全世界大肆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国内，清王朝即将走到尽头，对内政治腐朽，对外卑躬屈膝。在这种形势下，有识之士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年幼的徐特立生活在湖南长沙县的农村，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整日劳累和生活的极度窘迫，使他初尝人世的艰辛。1886年，饱尝没有文化苦头的父亲东拼西凑了一点学费，将9岁的徐特立送进私塾读书。在私塾读过的诗歌、古文中，明末清初学者朱柏庐写的《治家格言》和明代忠臣杨椒山感情充溢的遗嘱，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6岁时，徐特立因家中亲人去世，必须自谋生计而不得不辍学。经过几年摸索，18岁时徐特立终于作出从文的决定，“确定教书兼习科举业”，“可以进步，又可谋生”。
    于是，徐特立一边在家乡教蒙馆，一边“兼习科举”，苦读八股。但他反对考秀才用的死八股，特别是在得到长沙举人陈云峰的劝告后，徐特立立志求真知而不再把精力放在八股文上，“从此我不做八股了，成了一个好汉学的青年”。他甚至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一心“读书求学问，进学不进学不去管他”。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徐特立积极阅读《湘学报》、《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书刊，特别喜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写的那些针砭时弊、议论时政、激情洋溢的文章，一度自命为康梁的信徒。
    1905年，清廷明令取消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并加历史、地理。28岁的徐特立参加考试，在3000名考生中名列第19名。虽然后来因经济困难而又不愿接受富家子弟的资助而放弃了复试，但他的名声不胫而走，各处学堂争相聘用，他不再需要为生计担忧。然而，他并不安心于农村塾师的职业，更不迷恋于个人的小康家庭。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迥异于20岁以前主要为个人职业、家庭和前途着想，进而觉得该为国家民族分忧了。他觉得自己应该离开家乡，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学习新的知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考入了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在长沙城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教育学、自然科学等新知识和西洋史、东洋史等讲授资产阶级革命的课程，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断指写血书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杨度为首的立宪派积极活动，请愿“速开国会”，这多少给老百姓带来了一点“民主政治”的曙光。徐特立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演讲时，历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外交种种失败，非组织责任内阁无以救亡，自断其指，血书‘断指送行，请开国会’八字，送捧呈员行”。群情为之激愤。

虽然徐特立这一寄希望于宪政的主张，在后人看来只是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必然面临失败的结局，然而他的这一行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反帝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二是进一步加速了请愿活动的进行。据张謇记载，1909年12月，16省咨议局各推代表会于上海，协商请愿速开国会之事，“湖南罗君、刘君宣示善化徐君断指请开国会之血书，殷赤淋漓，众咸感泣，益思亟行”。三是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不久到来的辛亥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徐特立不失为当时中国的一名先进分子。

    教育救国

    随着立宪派组织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相继失败，徐特立逐渐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于是，他向革命党人林伯渠等人了解革命形势，表示要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在湖南还是黑云压城之际，徐特立约集一些进步教员，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

    湖南光复后，徐特立担任省临时议会的副议长，一心为新政权的建设出力。然而官场的腐败，使他很快感到失望和愤慨。他相继辞去省议会副议长和省教育司科长的职务，决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来改革人心，以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他创办并苦心经营着长沙师范，并到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他的崇高品德、渊博学识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对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有志匡时救国的学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留法老学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徐特立与学生一道，积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研究革命的新思潮，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徐特立与陈夙荒、朱剑凡等组织成立健学会，着力研究“改造社会”、“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等问题，宣传世界新思潮，对推动湖南教育界、新闻界接受新思潮，传播新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间，他还曾组织参与抵制日货、惩罚奸商洋奴、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

    为了真正做一个有新学问的人，1919年7月，徐特立毅然放弃已得的成就，积极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成为一位留法老学生。在法期间，他谢绝一切特别的待遇，坚持与年轻的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做工，甚至向比他小得多的同学学习法文。他说:“只要学生不嫌我老，肯教我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步的老人。”

    在法勤工俭学的三年多时间里，徐特立努力工作、认真学习，还抓住一切机会，调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类问题，并将所感所得写成文章，寄给国内的朋友，发表在报刊上，以期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注意，促进社会改革。

最危险的时候入党

    1924年夏，徐特立回到国内，继续致力于湖南教育。他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长沙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精心治理三所学校，继续实践他教育救国的宏愿。

    随着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何叔衡的建议下，徐特立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以图“一起来促进国民革命”。1926年12月，他会见了回湖南考察农动的毛泽东，随后于1927年春回家乡调查农动的情况。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惊喜不已，他开始认识到“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于是积极投身农动，加入大革命的洪流。1927年3月，他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兼湖南农动讲习所主任，还被选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工农部部长，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公开叛变革命，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疯狂屠杀。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徐特立拒绝了反动派对他的拉拢、利诱，毅然决然地抛弃一切，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一文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地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徐老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他的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坚强的老战士

    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加入共产党后，“但为解放战，不知老将至”（田汉语）。

    1927年7月，徐特立受中央委派，赴南昌动员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主席姜济寰支持起义。南昌起义爆发后，徐特立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随部队一路血战到赣南。

    1928年5月，徐特立被中央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12月回到中央苏区后，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领导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列宁师范、农业学校、列宁小学以及各种夜班和训练班，开创了崭新的工农苏维埃教育。

    1934年10月，时年57岁的徐特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长征队伍中最年长者。行军路上，他积极宣扬毛泽东的主张，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争取民主人士支持革命，千方百计加强红军战士的文化学习。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陕甘宁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领导边区的教育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徐特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在湖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开展各种救亡活动。1940年8月返回延安，12月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为抗日建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1942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徐特立隆重举行70岁祝寿大会。毛泽东特意为他送了一盒寿糕，盒上亲笔题写了“坚强的老战士”6个字，对这位紧跟革命步伐、百折不挠、老当益壮的昔日老师，表示了由衷的敬意和高度的评价。

    老骥伏枥

    1949年3月，徐特立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先后参与国共和平谈判、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等工作。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49年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庆他为之奋斗了近50年的革命理想终于成为现实。

    这年，徐特立已经72岁，在常人看来实在可以颐养天年了，然而他却从不因年老而松懈。欢庆之余，他想到的不是革命大功告成，可以坐享清福，而是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面临的艰苦任务。他在《祝吴老（指吴玉章）七十大寿》的诗篇里写道:“……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表现出他敏锐的眼光、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伟志愿。他对好友谢觉哉说，人一天没停止前进，就没有老，一旦停止前进就老了。为了勖勉和策励自己，他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作为晚年的奋斗目标。

    此后，徐特立不顾年事已高，仍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等的编纂工作，并继续以各种方式关心、指导教育工作:或报告讲演，或撰文著述，或视察调研，或接待来访，或书信交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而不懈地奉献着光和热。这位坚强的老战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与时俱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68年11月28日与世长辞。

    徐特立与时俱进的可贵品质，早已得到众多称颂。早在他60大寿时，朱德就在贺信中称赞他:“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它前进的。”莫文骅致信说:“你是我党中的老党员，没昏庸、腐化、骄傲、堕落的些微成分，思想是随时进步的，言语、行动都表现出像一个勇敢的新鲜活泼而可敬可爱的革命青年！”柳湜在报上著文，称“先生永远是发展的，永远是站在我们的前头，是大家的先生”。毛泽东的信则更是给予了一个最好的评价:“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