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伟大的社会变革，无不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蓬勃向上，充满活力。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30年前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那场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速前进的今日中国。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全会闭幕时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陈云也在文中写道：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全党都在思索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胡耀邦走在了最前沿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播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邓小平第一个表明态度
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表明了自己对待这场争论的态度。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的问题。他批评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尔后，邓小平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部长谈话，严肃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尖锐地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深远影响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高度评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解放思想，努力钻研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端正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一致起来。1979年1月到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对作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区分，强调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才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地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继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彭德怀、陶铸、薄一波、刘澜涛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老一辈革命家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中央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被彻底推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和纠正，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54万“右派”得到改正，数以千万计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1979年1月，中央决定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又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社会关系的调整进一步理顺了民心，大大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
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安徽、四川两省率先进行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的探索，制定了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显著效果。1980年起，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面推开。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格局初步显现。
30年过后，回望我们走过的民族复兴之路，几乎每一步都打着思想解放的鲜明烙印。思想解放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用科学取代愚昧，用民主取代专制，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无尽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