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了许久的中国外交史，在1920年代被几缕阳光照亮：山东从日本手里收回，汉口、贵阳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同一时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 J. Orchard）及其研究团队，吃惊地发现：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内战不休、军阀割据、盗匪纵横，在这样混乱的内政情况下，中国却取得了这些艰难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其原因究竟何在？美国人广泛收集了中、日、美各项经济数据，认为羸弱的中国得以成功收回国权，其幕后推手正是经济抵制这一重要武器。
美国人的结论，与中国人的初衷吻合了。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
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中国工商界和民众一道，抱着决死精神，不惜自残，以小博大，以弱战强。自甲午战争始，这种“经济抗战”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李鸿章说：“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一些昧于外情的颟顸官员，甚至以为只要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就能很快饿死日本人。
在政府禁令下，这场主要由官方主导的对日经济禁运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料可查的首次对日经济战。
西方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抗日及仇日情绪尚不浓厚，汉人的抗日热情，远低于满人，民间的远低于官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曾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对抵抗日本毫无信心也无兴趣，甚至对日本的进攻还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可以借此推翻满清朝廷。
此时，既无足够的日货可供抵制，也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各地零星发生的对日商骚扰，更像是借反日为名的敲诈。1894年8月3日，抗日调门相当高昂的上海《申报》，也用“流氓”字眼形容对日商骚扰的华人。报道说，虹口区天潼路上由日本人岩田氏赁开的杂货店，就曾被当地“流氓”十余人入内骚扰，双方发生口角后，“流氓”就恐吓说：“我们来这里是要把东洋人杀尽！”店主岩田大骇，赶紧报告巡捕房。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这不仅震撼了世界，更震撼了中国，一个学习“小日本”的高潮在“大中国”掀起。同时，日本在巨额战争赔款支持下，经济进入高度增长阶段，加速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日货大量涌入中国，与西货一起，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以及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在此类经济冲突中，抵制日货的各种民意星火在迅速累积着燎原的烈火。
在义和团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羽翼尚未丰满的“东洋货”，还不足以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在对自己东方人脸孔和“大日本帝国”威力的过度自信下，成为第一个丧于非命的外交官。在这场普遍被解读为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中，日本人的鲜血成为一个鲜明的信号：咄咄逼人的日本将很快取代西方列强，成为中国人的头号仇恨对象。
1900年的春夏之交，民间对西方的普遍仇恨经执政者的诱导，裂变为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大劫难，中国的失败毫无悬念，在洋枪洋炮的逼迫下，中国被迫全面对外开放。民族工商业者在经济战场上摸索出一套抗战方略，颇具中国特色。他们将原来用于严格控制行会成员的“联合抵制”方式，引进到对外商战中，建立行会，订立攻守同盟，并对违反者实行全行业的经济制裁，以应对在法律等各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洋商。上海丝绸同业章程就规定:“倘有洋行不遵守本公所定章,可将行名注销,以后各同业均不准与其交易;倘有不顾大义,依旧暗图贪做,一经查出,照成交之银数议罚三成以充公所经费。”
在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中国工商业者用自己手中的购买力作为“保家”（尚谈不上“卫国”）的武器。
中国第一次赋予抵制外货以强烈的政治诉求，并非针对日本，而是针对美国。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1905年，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行动。美国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都纷纷怀疑是日本人为争夺中国市场，在幕后鼓动中国抵制美货，因此惊呼要警惕“黄祸”。日本驻美外交官则不得不在报端辟谣，声称日本将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到开放比闭关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美国前驻华公使田贝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坚决反对片面强调该运动的商业因素，田贝认为不能“忽略了中国目前一种新的精神——独立精神——希望从外国的控制下完全独立出来的愿望……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多年来的外国控制求得自身的愿望正开始表现出来。”
在中国民意的强大压力下，罗斯福总统指示美国移民官员，要“更为灵活”地执行排华法案，而美国政府则批准中国人可在苛刻的审查后进入并定居美国。
在这一“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后，中国对洋货、尤其是日货的抵制，便成为一种经济包装下的民间政治表达形式，“国民外交”之外，更成为“国民参政”的特殊管道。
革命党走私军火引发抵制第一仗
第一次作为抗战武器的抵制日货，令人意外地肇始于革命党的军火走私。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携带1500枝步枪、4万发子弹，总重高达29吨，走私进入澳门水域，以接济革命党。清政府根据线报，派遣军舰在路环附近的大沙沥海面截获“二辰丸”号，愤怒的中国水兵扯下了船上的日本国旗。
此事迅速引发中日葡三国复杂的外交纠纷。日、葡两国随即向中国提出抗议，声称澳门属于葡萄牙，“二辰丸”号是在葡萄牙领海内航行，中国政府越境截捕“显系违约”，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权。日本还声称“二辰丸”号拥有运载军火进入澳门的准单，并非走私船。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屈服。3月19日，中国军舰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岸上围观的国人失声痛哭。
消息传出，举国汹汹，引为大耻。粤商自治会当日即开始焚烧日货，并将3月19日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香港民众甚至围攻日货仓库、捣毁日货商店。
《纽约时报》报道了3月21日的抗议集会现场。当日有5万多人参加了集会，20多人上台演讲，其中一位20多岁的青年，激起了全场的热烈响应，不少听众当场脱下自己身上所穿的日本产帽子、衣服和手帕等，一位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商人，还将自己的整仓库日货悉数捐出，付之一炬。该报随后还报道了千余名广东妇女身着丧服，前往集会现场，支持抵制日货，可见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妇女已经开始参与到公共政治之中。《纽约时报》还注意到中国官方在这次运动中保持沉默，未进行干预，而运动的领导人们则十分谨慎，标榜这是一次“文明的抵制”（civilized boycott），他们控制着抗议人群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则分析认为，中国本身经济受抵制活动影响很小，而日本将蒙受重创。《华盛顿邮报》则为日本人的遭遇幸灾乐祸，该报以《中国人的报复》为题写道，在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中，美国人为自己的过分行为迅速向中国人道歉和解释，因此妥善解决了该事，而在“二辰丸”事件中，日本人却强词夺理，威胁中国政府，中国因为没有能力进行一次战争，只好屈服，但中国的商人们却能够做到外交官和军人们所不能做到的，他们将用经济战给日本重创。《纽约时报》还报道日本因经济重创，转而寻求英国帮助，希望英国在广东施加影响，结束抵制日货运动，而日本人因其咄咄逼人的中国政策而难以得到在华的其它列强们的同情。《洛杉矶时报》说日本愿意为结束抵制提供20万日元的赠款。
事件不断扩大。6月6日，广东士绅代表呈递请愿书，请开国会。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日本同意取消赔款要求。
该次抵制日货行动，从1908年4月到12月，共持续九个月，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与上一同期相比，下滑133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即使考虑到这一年中国整体进口额下降，日本的对华出口降幅，仍是其它国家对华出口平均降幅的4.5倍之多。而在政治方面，除了日本最后放弃索赔要求外，事件旋涡中的澳葡当局，也相当紧张，不得不从严管制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
吊诡的是，后世主流史家在因此指责清政府腐败无能且丧权辱国的同时，却很少提到掀起抗日浪潮的日船走私军火，为的是接济革命党之用。
1909年：安奉铁路事件
“二辰丸”号激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在中国南方平静下去，北方却掀起了又一轮新的抵制浪潮。
事件是由安奉铁路引发的。安奉铁路是日军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修建的一条临时军用轻便铁路。战后，日本通过《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该路仍由日本经营15年。日本政府希望将该路由轻便窄轨改为标准宽轨，并与朝鲜的京义铁路接轨，好建立一条贯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事运输线。该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政府于1909年8月6日发出最后通谍，决意强行改筑。清政府无奈，只好于8月19日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同意其改建要求。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抵制日货运动从北向南席卷全国。但这次抵制，局限在破坏商家持有的日货，对日本本身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损害。即使如此，美国学者多雷西·欧查德在其1930年的研究报告中表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政治意义重大。
1915年：欧洲战乱破坏了抵制日货成果
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中国再度抵制日货。但该年的抵制运动才持续了六个月，到7月份时，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就被迫予以取缔。
但真正令该次抵制运动流产的，并非来自效率低下的北京政府，而是国际形势使然。此时，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战场如火如荼，欧洲经济受到极大挫败，不得不转向亚洲寻求供给，日本遂成为仅有的工业品供应基地。当年上半年时，日本外贸受到中国抵制运动巨大影响，仅对华出口一项的锐减幅度就达到1914年出口总额的6%（同比下降1790万美金）。但下半年开始，来自欧洲的定单令日本出口额开始飞跃，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战后。随后，中国也受到欧洲战乱影响，不得不放弃抵制日货，也跟在欧洲人后面纷纷到日本下单。
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Saulsbury)专门出访了中日两国，他表示说，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洛杉矶时报》等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如没有欧陆战争的及时“相救”，日本的经济将受到重创。美国人认为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
1919年：抵制日货掀起了暴力革命
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抵制日货，在1919年重新掀起了浪潮。这年，战胜国在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迫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史称“五四运动”。
这一轮抵制日货，由拒用日本银行票据，从日本银行撤走资金开始。随后，蔓延到所有日本商品。
西方媒体和研究人员都注意到，中国的学生团体第一次在这样的运动中扮演了推动和领导角色。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恩施（Paul S.Reinsch）在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时说，中国正在觉醒，学生们成为“运动中的警察”，监督商店和小贩、破坏日本广告牌等。学生们的公告栏上，堆满了草帽、雨伞、热水瓶以及从行人那里收缴的其它日本商品，西方媒体将此形象地称为“草帽战”。这些还算“温文尔雅”的抗议活动随即被学生们放弃，更火爆的集中烧毁日货行动，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运动迅速扩展到商人、商会、手工业者、劳工等各阶层。
五四运动与此前的抵制日货不同，带有了更激进的暴力色彩。学生们在北京痛殴亲日官员，甚至放火焚烧其住宅。而在海外，如新加坡等地，当地经营日货和为日方服务的华侨纷纷收到匿名恐吓信，警告他们与日本断绝关系，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铺也被捣毁，激进的华侨青年甚至与当地警方发生流血冲突，造成4人死亡8伤。日货在新加坡的销售量比往年同期减少七八成。暹罗（泰国）华侨号召动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力手段抵制日货，因此与暹罗政府多次发生冲突。暹罗的日货进口额锐减为上一年度同期的一半。
五四运动在7月份达到高潮，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但令人容易混淆的是，1919年全年的日本对华出口额却比1918年增长了3%，这一“怪现象”是由于中国总体进口额急剧增长，从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进口额增长了26.6%，是日本增长率的7.6倍。
抵制日货在随后两年的成效更为明显。1920年，日本对华进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高达2915万美元，而其它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
1921年，由美国建议，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列强之间在《凡尔赛和约》中未能解决的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世界和平体系。中国问题是会议中心议题。会议期间，中日经过谈判，于次年2月4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附约》，日本交还从德国手中继承的胶州租借地,但仍保留许多特权。2月6日，与会各国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公约》）。
这期间，抵制日货的运动继续开展，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相当于192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9%。同期，中国从其它国家的进口则增长3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说明从1919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无论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贸易、航运和工业方面的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抵制日货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给予了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中强大的民意支持，促成了山东的回归。
抵制日货运动的政治力量
1923年，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因旅顺、大连问题而爆发。
旅顺及大连于1898年被俄国强占，并于次年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予俄国，为期二十五年，1923年3月26日到期。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旅大租地转让给日本。在1915年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中，日本强求中国将总租期改为九十九年，到1997年（和香港租期相同）到期。这令中国政府一直耿耿于怀，1923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外务省和驻京日使，接洽依照旧约收回旅大事宜，被日本政府拒绝。
全国遂发动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各阶层普遍参加，报纸使用通栏黑框纪念“国耻日”。此次抵制日货，从4月份到12月份，共造成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3498万美元，相当于1922年日本出口总额的4%。虽然这一年中国进口额整体下降，但日本的下降率是其它国家的五十倍。
随后的一次大规模抵制日货，发生在1925年，同时抵制英货。当年5月14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资方无理开除工人而罢工，日本厂主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名工人，激起上海各界抗议。5月30日，英国巡捕在镇压游行时，开枪射击，当场死十一人，被捕、受伤者无数，造成五卅惨案。为抗议英国的暴行，国共两党随后在香港、广州发动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并封锁香港的供应，令港英当局疲于应对。这次运动，矛头主要针对英国，日货倒成了抵制的陪衬，对日本影响不大。
但从此次运动开始，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开始更有组织地介入抵制洋货运动，并在1927-1928年大显身手。
1927年，蒋介石统率的北伐军兵锋直指山东，日本内阁于5月份决定以保护日侨的名义出兵山东。6月1日，日本驻满洲第十师团步兵三十二旅团在青岛登陆，在青岛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民众死伤多人，激起国人对日仇恨，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局部开展。日本不顾中国政府抗议，持续增兵，次年制造了“济南惨案”（五三惨案）。日军会同在华日侨组建的“义勇团”，在济南攻击北伐军，屠杀平民，甚至残杀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十六名外交人员，蔡公时被挖去舌头、眼睛。此一惨案震撼世界，力量不敌日军的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执政党也将抗争的重点转向经济层面，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亲自统筹下，“全国反日会”成立，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全国反日会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大纲》，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经济绝交”战略。该战略对禁止品分出口、进口、金融、交通等，分别做出规定，同时还规定了禁止方法。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铁矿等出口商品定为绝对禁止品目，全面禁止对日出口。国内工厂无法处理的剩余产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允许部分出口。进口方面，则将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制造业和生活必需品定为相对禁止品目，除此之外的一切日本商品一律全面禁止进口。在金融部门，禁止使用日本货币，存于日本银行的储金需全部取出，中断同日本的外汇交易。在交通部门，禁止乘坐日本船舶，拒绝运输日本货物。此外关于各商店在济南惨案之前库存的日本商品，货主必需到反日会登记，并附缴救国基金之后才允许流通，至于未登记的日本商品，一律没收，同时规定了具体做法。
这次组织严密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从1927年五月持续到1929年五月，历时两年，成果斐然。美国1930年的研究表明，抵制期间，一些日本商品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中国的民族商品所替代，火柴和棉纺织从中国被彻底清除，美国媒体甚至预测中国还将继续对其它工业品采取同样行动。美国人分析认为，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已经逼迫日本政府必须尽快结束与中国的对立。
抵制日货取决于经济依存度
在华的西方媒体，普遍将中国的抵制日货看作是有效的经济武器。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各次抵制运动中，日本的出口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尤其在1921-1927年期间，对华出口（包括香港）占日本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28%，中国抵制日货会迅速伤及日本经济的筋骨。而反过来看，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减少对外贸的依赖，更不依赖日本，因此，抵制日货或其它洋货，对中国经济自身的伤害较小。
当然，抵制运动是有成本的，尽管中国的出口额并不大，但对日出口也在抵制运动中减少；其次是运动初期收缴的多是中国商人手中的日货，受损的其实是中国商人；当然还有日资工厂里的工人，在罢工或停工期间，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当年的美国研究者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他们认为，抵制运动还有可能成为对市场行为的一种勒索，将经济活动作为政治武器，经常进行抵制运动，可能令中国人难以建立对市场规则的尊重，甚至会习惯性地利用政治干预市场运作。
日本法律专家则不时在欧美报刊上撰文，认为中国的抵制日货行动表明中国政府违反了各项条约，没有能保护好日本的合法财产。也正是基于此点考虑，中国政府多次下令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也仅限于此，对运动本身基本是睁只眼闭只眼。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的确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遵守国际法和相关条约，即使是不平等条约，在没有废止之前就是有约束力的，这本身也涉及到国家信用和国家尊严；另一方面，民间的抵制日货行为，不少与政府的外交追求是合拍的，也是相互呼应的。这种两难，导致了政府经常被卡在民众和日本之间，或被指责对外软弱甚至被骂为“汉奸卖国贼”，或被指责不遵守生效条约。
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雷迈（C.F.Remer）等在1933年也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抵制洋货运动，他们指出，必须注意到中国抵制运动的参与者的成分。从1905年抵制美货开始的商人，到1919-1921年期间的学生为主流，再到1925-1926之后的执政党和工人力量的参与，抵制的途径也从行会抵制发展到社会化的强制抵制，最后甚至发展到以暴力流血为保障手段的强制抵制。“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在不少城市都发生了拘禁、游街、甚至处死违规商人的行为。为抵制运动筹集资金也成为日益普遍的做法，一是将没收的日货以“令人吃惊的荒谬的低价”出售，二是要求违规商人缴纳罚金，这些经费被用于雇佣纠察、救济罢工工人，当然，因缺乏监督，也有相当部分去向不明。
密西根大学的研究认为，中国历届政府对待抵制洋货，只要活动本身不出格，不针对政府、不出现暴力，一般是持观望放任态度。但从1925年开始，国民党发现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他们就开始主动引导和鼓励抵制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就主要是由国民党中央机构主持领导的。抵制活动逐渐由民间自发发展到官民结合。
哥伦比亚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两组研究人员都认为，抵制日货代表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崛起，它放大了中国微弱的声音，抵制运动的成效彰显了民族主义的胜利。
密西根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抵制日货是与日本在华侵略伴生的现象，是中国手头并不多的有效武器之一，是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对抗。而中国的抵制日货，就如同罢工一样，本身是弱小的，抵抗是艰难的，而面对的敌人是十分强大的，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非战手段”了。要求中国取消抵制洋货运动，正如要求欧洲减少军备一样，在缺乏安全感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总结说，无论如何，“中国使用‘抵制’这一经济武器，是现代经济史最有启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