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王明落寞的后半生及其家人
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是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俄国和前苏联历史上名人的归宿地，他们受到络绎不绝来此光顾的人们的瞻仰和悼念。但这里也孤独地躺着一位中国人。
他，曾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上“显赫一时”。但如今已差不多为人们所淡忘，难得有人到他的墓前光顾，陪伴他的只有冷清和寂寞。他就是王明，即陈绍禹。
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还是很重视的，亲自去延安机场迎接，发表了《饮水思源》的讲话，称王明等人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王明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他回到延安后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目空一切，对中央的工作也横加批评，屡屡不经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即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甚至随意起草或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在长江局与中央闹独立，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王明甚至认为在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可以由他来担当党的总书记重任。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了自己的领袖，那就是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的指示。这对于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在这次会议新成立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王明不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病中的王明坐着担架来到会场，在会场停留了15分钟。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缺乏威信，王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两个职务被解除。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处于挽救王明的需要，代表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仅名列博古之前。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对毛泽东作了违心的颂扬，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毛泽东对于王明的老底很清楚，知道他“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太象，装腔作势，不太自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谈到了如何继续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希望他能够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彻底改正错误，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鉴于此，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决定，王明应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犯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
在会上，王明也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会议结束后，3月16日，毛泽东亲自到王明家里帮助他，劝他写好声明书，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毛泽东还把张闻天等人的认识材料提供给他作为参考。3月28日，党中央又派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再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从速写好声明书交与党中央。可是，王明后来对党中央要他写声明书的决定一直采取拖延态度，最后干脆否认会上曾有这一决定，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耐心帮助加以拒绝。
新中国成立后，王明对自己严重的历史错误仍然缺乏认识，拒不接受党的批评和帮助。王明建国后虽然在政法战线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对于过去的错误却一直拒绝做出进一步的检查，对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向中央政治局写一声明的规定一直拒不执行。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他“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就王明问题作出决定，是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明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有直接关系。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表明，王明问题已发展成党内重大问题。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来，除了张国焘，中共中央还没有专门对一个人的问题作出决定或决议。七届二中全会曾对王明问题作出过决定，但那只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对王明问题作出书面决定，这就标志着王明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程度，成为党内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需要中央委员会作出专门的决定。
在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王明去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北京不久，就病倒了。因此，王明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也不知七届三中全会对他的决定。直到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交给他后，他才看到全会对他的决定。为此，王明于8月17日又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明“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
鉴于王明的这种态度，8月18日，毛泽东就在王明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尚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杨尚昆立即让孟庆树代转了毛泽东的批示，通知了王明。王明在信中强调“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在这期间，王明的病情又有发展，于是他于9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并于10月25日动身去了苏联。这样王明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再向党中央写出任何声明书。
王明建国以后的主要工作
1949年6月，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明担任了副主席并兼筹委会主任。同年7月，王明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并被选为出席新政协的代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662名，王明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的15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刘少奇当选为会长，王明当选为理事会理事。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的领导人选。其中，董必武被任命为政法委主任，彭真、张奚若、陈绍禹(王明)、彭泽民为副主任。陈绍禹还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当时，政治法律委员会负责领导法制委员会、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部门，是全国政法工作的核心机构。王明建国后虽然兼职不少，但他主要工作部门是法制委员会。他天天到法制委员会上班，身体不好，就上半天班或在家休息。从解放战争开始到1950年去苏联养病，王明工作的主要方面是在法制方面，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在解放战争时期，王明参加了新宪法草案的起草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明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工作，对我国法制建设和扫除封建的旧婚姻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曾参加起草婚姻法的法制委员会委员李光灿对王明这段工作作过如下评论：“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王明工作不多了。毛主席给他个任务，成立中央法制委员会，让他当主任。从那时起，一直到建国。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但搞的很通”；“在法制思想上，王明和董老很接近。董老是科班出身的，日本法科大学毕业，这方面比较专，王明也较专”；“周总理、董老的法制思想是正确的，王明的法制思想是对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获得通过。1950年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自1950年5月1日起公布施行”。接着，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保证执行婚姻法给全党通知”，全总、团中央、青联、学联、妇联也发出了关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给各地人民团体的联合通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阐述婚姻法的意义。
王明和法制委员会负责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是满意的，全国人民群众是拥护的，实施中也起了积极作用。这个婚姻法经过30个年头才重新修订，也说明了这部婚姻法制订的成功。1980年9月2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但同时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说：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基础上，根据三十年的实践经验和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修订的”。原婚姻法的基本准则和主要条款都保留下来了。
